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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航海時代，中國進入世界經濟體的洪流中， 繁盛的貿易使大量白銀流入，古老帝國成為貪婪的巨獸， 但白銀卻從經濟風火輪，轉為天朝斷魂碑？ 《白銀帝國》不只是貨幣史，更是一部從幣制管窺國運興盛的政經史。 ■ 紙鈔為何自宋朝始用後，總是悲劇性收場？ ■ 不產銀的中國，為何被迫成為銀本位國家？ ■ 甲午戰爭、中日抗戰的引線，白銀也是其中關鍵？ ■ 鴉片戰爭的背後，其實是全球經濟之戰？ ■ 一九三○年的大蕭條時代，何以是民初經濟的黃金十年？ 中國是最早展開紙鈔試驗的國家，在貨幣史上常與錢幣、白銀三者並用。錢幣通常由銅、鐵、鋼等廉價金屬鑄成，不利遠行攜帶，進而發展出便於匯兌、攜帶的鈔票；但為何最便利的鈔票，卻難以通行於民間，反之是白銀成為朝廷屢屢禁不得的貨幣？甚至最終給予合法地位，使白銀流通天下？ 明朝以後絲綢、茶葉、瓷器流通至全球貿易，使白銀大量流入，至此中國成為銀本位國家，締造繁榮盛世。然而「白銀帝國」之路，是光環，也是詛咒。當十八、十九世紀全球從金銀複本位轉向金本位，而後過渡到現代金融法定貨幣系統時，中國未跟隨世界潮流，導致對外戰爭如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的失敗。一國財經政策，足以左右國運，日本藉經濟改革一躍成為亞洲強國；中國則因幣制的混亂、紙鈔的信用破產，讓列強有機可乘，千年根基於百年內傾圮。 自宋元以降到近代，白銀的使用與演變，從內需至接軌國際，一部中國千年貨幣史悄然成形。然而做為經濟學者，徐瑾的書寫野心不僅止於此，透過爬梳歷史變易，她發現王朝的傾滅都與疲弱的幣制有關；而中西金融史的比較，更顯現了中西大分流和中國銀本位對後世帶來的影響。因此，此書不僅是中國貨幣史，也是一部經濟如何影響國家命運的政治史，從歷史的迴音中，為現世敲響警鐘。
徐瑾 中國最受歡迎的青年經濟學者，作品曾連續入選「二○一五年最受金融人喜愛的十本財經書籍」、「二○一六年最受金融人喜愛的十本財經書籍」等。 現為英國《金融時報》旗下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首席財經評論員，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上海公共政策研究會理事。早年辦過《讀品》雜誌，現則主持經濟人讀書群，每月推薦經濟、社會、文化相關出版品，成為財經讀者的引路人。 出版《有時》、《印鈔者》、《凱恩斯的中國聚會》等著作。Wechat名稱為「徐瑾經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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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
推薦序 面紗下的經濟史 陳國棟 總論 白銀的詛咒 第一章 東西：白銀的不同命運 貨幣起源 白銀的東西命運 金銀博弈 金銀複本位的失敗 不完美的金銀複本位 第二章 宋元：紙幣的試驗 唐宋變革中的紙幣試驗 北宋交子與紙幣的誕生 南宋錢荒與起伏不定的會子 鈔票的沒落與馬可．波羅的局限 通膨的教訓與白銀的崛起 一二六二年：賈似道買公田與威尼斯賣債券 第三章 明代：銀本位與全球化 洪武體制的建立與突破 發鈔救不了明朝 禁不住的白銀 白銀貨幣化與西門慶們 明朝的「李約瑟之謎」 白銀流入與明朝滅亡 中國錢與豐臣秀吉 第四章 晚清：混亂中崩塌 幣制混亂的清朝 「黃宗羲定律」遭遇「馬爾薩斯陷阱」 朝貢生意經與天朝心態 從朝貢到條約 入超、熱錢、世界失衡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還是白銀戰爭？ 復盤：帝國銀荒因何而起？ 外國銀洋在中國 貨幣主權的喪失 甲午戰爭：中日金本位的迥異命運 江戶時代中日的不同傳統 從磅虧到幣制改革 幣制改革大熱潮 白銀為何再次勝出 第五章民國：告別白銀，迎接通膨 洋銀行來到中國 錢莊在二十世紀的興衰 「京鈔風潮」裡的中國銀行 天時地利的「廢兩改元」 從《白銀收購法案》中走出的法幣 通膨的尾聲與啓示 後 記 附錄一 延伸閱讀 附錄二 東西貨幣金融大事記 參考文獻
CONTENT PREVIEW OF THE BOOK
白銀流入與明朝滅亡 明代白銀的使用普及，首先是經濟自身的貨幣化需求，就外在供給而言，也依賴於海外白銀的流入，這是中國海外貿易與地理大發現的因緣際會。白銀繁榮於大明帝國之際，無意之間，也埋下毀滅的種子。 對於中國而言，一六○○年是一個分水嶺。一生都為中國著迷的韓森，其視角與我們慣常的思維不同。她指出一六○○年之前，中國其實是「開放的帝國」。她放棄慣有的王朝劃分，將一六○○年之前的中國定義為三個時期：首先，從商周到秦為第一階段，這是公元前一二○○年到公元前二○○年的構建中國時期；其次隨著公元前三世紀秦代的統一，本土道教開始有組織地興起，眾多佛教徒也來到中國，中國開始了面朝西方以及印度的一千兩百多年；最後則是從十世紀到十七世紀開始轉向北方，大部分時間中國都處於北方游牧民族的統治之下──同時他們也被日益中國化，蒙古人仍舊是明朝的最大戒備對象，最終則有東北滿族的崛起。 一千六百年前後發生了什麼？伴隨著巨量白銀的流入，白銀在中國的地位在明代中葉之後有增無減，從各方面鞏固了銀本位的地位。不少學者強調張居正「一條鞭法」的作用。「一條鞭法」的推行徹底廢止了洪武體制，上接中唐楊炎的兩稅法改革，下接清初雍正的攤丁入畝制度，令中國財賦體系最終告別實物稅，轉向貨幣稅。學者們普遍同意，它進一步加大了明代經濟白銀化程度，根據學者彭信威估算，明代兩百多年內，金銀比價從明初的一比四、一比五到明末的一比十甚至一比十三。貴金屬的流動看似只是經濟行為，但其作用以及副作用則相當漫長，甚至影響了一個帝國的興衰。 明朝末葉中國與世界貨幣體系的交換關係，甚至與二十一世紀初葉的入超與熱錢情況很相似。中國最早從羅馬時代便被認為是歐洲貨幣的歸宿，由於國際收支結構有利於中國，白銀從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國，十七世紀在美洲白銀推動之下更是如此，「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二十％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然後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後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中國」。 對於偉大的羅馬帝國，其生命力曾經被認為因貴金屬大量外流而枯竭，在這一點上，白銀與明帝國也與此類似。美國學者魏斐德認為，一六四四年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而白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歷史的真相必須基於比較，歐洲其時也正經歷著名的「十七世紀危機」──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發明了這一名詞，主要表示經濟衰退、人口下降、社會動蕩等一系列危機。更進一步而言，這場危機其實是一場全球性危機，史學界有一派認為，東西方應對這一幾乎同時段危機的不同方式導致歷史的大分流。 「十七世紀危機」之下，東方被認為延續著王朝更迭的模式，而西方則由此率先邁入現代化社會，「面對每一次的全面性的危機，不同的國家反應不同，據此而帶來了發展的不平衡，這一點最終定格了歷史」。於是，瞬間的戰略定格成為永恒的歷史，一個看似細小的分叉導致了結局的大相徑庭。 通過白銀，中國的動蕩也與世界脈動隱祕地聯繫在一起。魏斐德認為，十七世紀的中國危機與全球危機之間存在彼此呼應關係，「中國對馬尼拉遙相呼應的支配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使得中國貿易和世界貿易的長期周期性波動出現了一致性；甚至還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使中國貿易的波動幅度比世界貿易的波動幅度大得多。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不管表面現象如何，正是跟中國之貿易的興衰，支配著西班牙海上貿易本身的消長」。 「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白銀上位之後，白銀與明帝國的命運更加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對於這一事實，歷史學家們褒貶不一。有人強調即使沒有白銀中國經濟也會發展，海外白銀湧入被認為是中國丟失貨幣主權的象徵，甚至認為這開啓了數百年貨幣主權外移的歷史。直到今天，甚至有人認為正是貨幣主權外移導致明朝滅亡、清朝沒落。 事實上，我認為貨幣主權在貴金屬時代並無太多意義，而貴金屬對於古典經濟活躍自然是一個躍升。即使在現代，貨幣主權也不是可以爭而得之的權力。明代從禁銀到用銀是迫不得已，貨幣主權並非可以爭而得之，中國產銀太少也是事實，而海外白銀流入枯竭的影響遠不只通貨緊縮。 擁有貴金屬幾乎曾經是所有古老帝國的渴望，海外白銀與大明帝國彼此成全。歷史學家布勞岱爾曾經說，亞洲從羅馬帝國時代起，只同意歐洲用貴金屬來進行交換，而且亞洲主要接受白銀，中國和印度已成為在世界各地流通的貴金屬的最後歸宿。中國如此渴望白銀而且能夠吸引白銀持續流入，最初看起來是優勢，其實也構成了其脆弱之處。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促成了中國銀本位的確立，使得商品貨幣化前所未有地增加，而一旦這樣的流入遭遇衰竭，那麼其對於明代經濟也將帶來致命性的打擊。 十七世紀上半葉，中國爆發過多次重大饑荒。過去的解釋往往歸結於自然原因，事實上除此之外，更可將其歸結於積患已久的經濟社會問題的悲劇性產物，甚至涌入亞洲的金銀也難辭其咎。歷史學家艾維四指出，「這些金銀促成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快速的城市增長，以及激烈的經濟競爭，而這一切被證明是社會和政治的腐蝕劑」。他認為中國困境源自幾乎完全仰仗於進口白銀來保證貨幣供應比例，一旦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實際數量急劇減少，明朝政府就迅速跌入經濟夢魘之中，而明朝的滅亡其實就在於財政的難以為繼。 事後回溯，一系列近乎偶然、卻彼此串聯的事件，為明帝國打上了棺材鐵釘。一六三四至一六三六年，西班牙決定限制西屬拉丁美洲白銀流入菲律賓的數量，一六三九年冬天，在馬尼拉西班牙人與中國人長期的緊張關係最終爆發為暴力衝突，兩萬多中國人被殺，隨後，經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大量減少。同年夏天，日本德川政府決定禁止從澳門來的商人在長崎進行貿易，曾經給中國帶來大量日本白銀的路線也宣告關閉。一連串因素作用之下，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而隨著白銀流入量的銳減，銀錢比價崩潰。這些歷史的線索，靜靜地勒住了套在大明帝國脖子上的經濟繩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