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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全球化和科技浪潮看似正在消融民族国家的边界，地球村俨然来临。时移世易，如今在世界各地民粹主义者的汹涌推动下，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国家以更猛烈的势头卷土重来。 作为全球化、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学领域最有思想和远见的学者之一，丹尼•罗德里克早在21世纪初就提出了“全球化不可能三角”，预判了当下的现实。在《贸易的真相》中，他着眼于一个多元化的世界经济，用一以贯之的逻辑，冷静分析曾备受推崇的“超级全球化”如何扩大收入不平等、导致过早去工业化、加剧国内社会分裂、威胁金融稳定。该书不仅澄清了关于贸易的种种谬误，还深入探讨了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技术革命和工业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强调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扩大政策选择空间，突破既得利益束缚，重建理性的世界经济。 在当下全球政治经济面临转折的关键时刻，该书为我们洞悉问题、寻求出路提供了一个卓有见地的框架。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福特基金讲席教授。研究领域为全球化、经济增长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等。他的“全球化不可能三角”“增长诊断”等理论曾激起学界的热烈反响。著作有《经济学规则》《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探索经济繁荣》《全球化的悖论》等。
TABLE OF CONTENT
序言 第1章 实现更好的平衡 第2章 国家的运作机制 第3章 欧洲的挣扎 第4章 工作、工业化与民主 第5章 经济学家和他们的模型 第6章 经济学共识之害 第7章 经济学家、政治和观念 第8章 用作政策创新的经济学 第9章 何为南墙？ 第10章 全球经济新规则 第11章 面向未来的经济增长政策 第12章 这是政治，蠢货！
PREFACE/READING GUIDANCE
序言 经济学家是否要对特朗普令人瞠目地当选美国总统负责？经济学家也许希望自己拥有左右竞选结果的影响力。但即使他们没有促成（或阻止）特朗普上台，有一件事倒是肯定的：如果经济学家能坚持自己的经济学素养，而不是成为单纯的全球化啦啦队员，他们本可以对公共讨论施以大得多的正面影响力。 将近二十年前，当我的论著《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问世时，我请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为该书题写封底推荐词。我在那本书中提出，在各国政府缺乏协调行动的情况下，过度全球化将加剧社会分裂，恶化收入分配，并破坏国内的社会契约。自那本书出版以来，这些观点已被广为接受。 但是，当时那位经济学家却有些犹豫。他并非真的不认同以上观点，只是担心我那本书会成为“野蛮人的弹药”，保护主义者会对该书关于全球化缺陷的观点断章取义，为他们狭隘且自私的利益提供挡箭牌。 我现在还会从经济学同行那里得到类似的反馈。某个经济学家会在交流后犹豫地举起手问：不担心你的观点会被你谴责的蛊惑民心者和民粹主义者滥用吗？ 在公开辩论中，我们的观点总是有被异见者利用的风险。但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会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应不遗余力地发表支持贸易的观点。这其中隐含的前提是，贸易辩论的双方有一方必是野蛮人。显然，那些抱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或贸易协定的人必定是可怕的保护主义者，而那些支持者总是站在天使的一边。 事实上，许多支持贸易的狂热者是被其狭隘、自私的利益驱使。制药公司要求更严格的专利保护，银行争取自由进入国外市场的权利，寻求特别仲裁法庭帮助的跨国公司其实对公共利益并不关心。因此，当经济学家含糊其词时，他们实际上帮助了那些自私自利的“野蛮人”政党。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参与公共讨论遵循着一条潜规则：拥护贸易，但不过多纠缠于细节。这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果。经济学家的标准贸易模型通常会导致强烈的分配效应，在一方获得“贸易收益”的同时，某些生产者或工人群体的收入会受损。而经济学家一直深知，运转不畅的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信贷市场、知识或环境的外部性以及垄断等市场失灵，都可能会影响这些收益的分配。 经济学家也清楚，如同强化专利保护规则和协调卫生安全标准，那些超越国界的贸易协议会影响国内法规的制定，但它们产生的经济效益是不明确的。 尽管如此，只要有贸易协定出台，人们还是指望经济学家重提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能产生的奇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事件，对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但经济学家始终不关注贸易引发的分配效应。他们喜欢夸大贸易协定带来的总收益，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收益已经很小。他们支持将如今的贸易协议描绘成“自由贸易协定”。但如果知道这些“自由贸易协定”（比如TPP）中的知识产权或投资法规条款，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恐怕也会从坟墓里惊醒。 不愿在贸易问题上实话实说，使得经济学家的公众信用度大跌。更糟糕的是，这已经助长了反对者的声势。由于经济学家未能完整地分析贸易的全貌，也没有做出必要的区别分析和警示，反而使贸易更容易受到各种错误观点的攻击。 例如，尽管贸易可能导致不平等加剧，但它只是造成不平等的众多因素之一，它对不平等的影响远比技术要小。如果经济学家能同时关注贸易的负面效应，那么他们在这场贸易辩论中会更像可信赖的中立调解人。 类似地，从劳工权利保护不足的国家进口商品会引发严重的分配正义问题，如果经济学家愿意正视这一点，我们就能对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展开更充分的公开讨论。这样，我们就能将贫穷国家低生产率导致低工资的情况与依靠侵犯劳工权利而降低成本的情况区分开来。这样，大量不存在社会倾销问题的贸易就能免受“不公平贸易”的指控。 同样，要是经济学家听取了批评者的意见，关注汇率操纵、贸易失衡和就业流失等贸易的负面影响，而不是固守那些假设不会出现失业和其他宏观问题的模型，他们本可以在关于贸易对就业影响的讨论中占据主动。 简而言之，如果经济学家能把研讨会上的警告、不确定性和质疑搬到公开辩论场合，他们本可以成为世界经济更强有力的捍卫者。不幸的是，他们一味捍卫贸易的热情事与愿违。那些对贸易抱有偏见的煽动型政客之所以能蛊惑人心并已大权在握，贸易经济学家至少得承担一部分责任。 如同书名暗示的那样，本书不仅尝试澄清关于贸易的种种谬误，还将纠正关于经济学其他几个领域的陈见，以便开展更加平衡且有原则的讨论。虽然贸易是这些领域的核心，而且其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经济学各领域的发展状况，但我们在金融全球化、欧元区或经济发展战略等政策讨论中也会发现相似的症状。 这本书汇集了我关于全球化、增长、民主、政治以及经济学原理的最新非技术性工作。本书的内容来自我为“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撰写的月度专栏，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和长篇文章。多数情况下，我只对原文进行些许编辑和更新，提供了与本书其他部分的知识链接，并添加了参考文献和支持性材料。在某些章节，我重新改写了原有文章，以期提供一个更完整的无缝分析。完整的资料来源列在了本书的最后。 本书展示了我们应如何以更坦诚的态度分析世界经济。这种分析世界经济的方式能为我们应对全球化逆流做好准备，甚至能大大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本书还提出了一些着眼于未来的新理念，以期创建高效运作的国家经济体系和更健康的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