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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十二帝》选取了清朝近300年历史中出现的12位帝王来切入历史，将12位帝王的一生娓娓道来。《大清十二帝》采用新颖的观点，通过简明的体例形式、精炼的文字内容，立体、真实地再现了清代帝王的生平事迹，深刻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由乱到治、由治到乱以及繁荣衰败的内在规律。
TABLE OF CONTENT
总论 一代天骄兴建州 ——清太祖努尔哈赤 爱新觉罗的祖先 先辈都非等闲人 十三副遗甲起兵 统一女真各部 虎毒食子 自斩手足 后金政权的建立 七大恨告天 萨尔浒、开原、铁岭之战 连夺辽沈 政策的成功与失败 兵败宁远 饮恨而终 大妃殉葬 文武兼备的创业之君 ——清太宗皇太极 烽火中成长的王子 皇太极继位 削除异已 民族政策的调整 失利宁锦 反间计除袁崇焕 招降祖大寿 入口之战 建立大清国 汉军八旗的组建 松锦之战 历经三朝的庄妃 独宠海兰珠 皇太极之死 身许佛门 ——清世祖顺治帝 顺治即位 母后下嫁 清兵入关 多尔衮摄政 顺治初掌实权 巩固皇权 恢复社会生产 肃清抗清势力 缓和民族矛盾 钟情董鄂妃 福临之崩 五台山上的僧人 雄才大略的盛世君王 ——清圣祖康熙帝 八岁登基 智除权臣鳌拜 平定三藩 收复台湾 永戍黑龙江 决战雅克萨，订约尼布楚 三征噶尔丹 蠲免赋税，巡视河防 尊儒重道，笼络人心 初兴文字狱 九子夺嫡 夫妻情深 铁腕下的千古骂名 ——清世宗雍正 即位之谜 皇位的巩固 善待十三弟 整顿吏治，高薪养廉 “摊丁入亩” 年、隆之狱 改土归流 签订《恰克图条约》 设立军机处 密折政治 曾静、吕留良案 密健皇储 雍正驾崩之谜 盛世巅峰的诗人皇帝 ——清高宗乾隆帝 身世之谜 乾隆登位 苗疆风云 四大贪案 一征金川 阿睦尔撒纳附清 议政王大臣会议 大兴文字狱 两降廓尔喀 英使来华 盛世修文 宠信和珅 和珅的发迹之谜 六下江南 风流天子的后与妃 乾隆传位 康乾二帝的比较 谨守祖业的守成之君 ——清仁宗嘉庆帝 皇上与太上皇的权利之争 诛杀和珅 白莲教起义 嘉庆皇帝遇刺案 阿美士德使团访华 英国侵华的加剧 私雕假印案 江西天地会起义 天理教起义 嘉庆帝整饬吏治 整治河防与漕运 加强海防，查禁鸦片 嘉庆朝的保守政策 嘉庆帝死亡之谜 崇俭倡廉的平庸皇帝 ——清宣宗道光帝 道光即位 新帝登极三把火 积重难返的政治腐败 八旗兵和绿营兵的衰微 日益紧张的中英关系 严行禁烟 吏治整顿 嘉道年间的三大政务 《大清一统志》的纂修 虎门销烟 鸦片战争 全皇后之死 道光选储 内忧外困的苦命天子 ——清文宗咸丰帝 奕即位 金田起义 湘军的组建 湘军集团的壮大 太平军北伐 太平军西征 攻破江南、江北大营 天京事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 挽救危局 火烧圆明园 显皇后和懿贵妃 获宠的懿贵妃 传说中的“四春娘娘” 咸丰之死 因人成事的短命皇上 ——清穆宗同治帝 辛酉宫变，太后垂帘 毫无国君风范 淮军集团的兴起 剿平捻军 洋务运动的兴起 亲点皇后 同治之死 无力回天的囚徒皇帝 ——清德宗光绪帝 被抱来的皇帝 夺权军机处 台湾建省 中日甲午战争 还政风波 变法图强 戊戌政变 剿抚义和团 庚子事变 清末“新政” 革命初兴 不幸的帝王婚姻 珍妃之死 光绪驾崩之谜 慈禧去世 见证历史变迁的末代君王 ——清宣统帝溥仪 清宫三代无婴啼 罢免袁世凯 皇族内阁与预备立宪 革命党人领导的反清起义 武昌起义 袁世凯逼宫 清帝退位 紫禁城里的小朝廷 第二次登基 溥仪大婚 三圆皇帝梦 走向新生 婉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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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儒重道，笼络人心 修订明史 康熙年间，清廷开始组织纂修《明史》。 清朝定鼎北京的第二年便开始了编纂《明史》一事。清廷统治者任命了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主持此事，但那群人中有不少曾在明朝为官，现在又入仕清朝，对修《明史》他们不仅感到汗颜，而且担心《明史》修成会暴露出他们的种种劣迹。加上战乱频多，胜负难料，资料散在各地，一时无法收集齐全，所以完全没有什么进展。散居民间的有气节的汉族士大夫，有的不甘心清王朝取代明王朝的地位，为抗清排满而积极奔走，他们当然不愿意去做修《明史》之事。当清王朝已基本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之时，这些人见复明无望，为表达对故国的怀念，许多人开始埋头著述明史，以此来抒发对新王朝的不满。这是清初军事对抗结束后，最令清统治者头痛的问题。毕竟，纂修《明史》不仅能激发汉族士大夫们的民族情感，甚至有可能使已渐趋沉寂的思念故明之情和反清情绪重新抬头。康熙初年，四辅臣当政时发生的庄氏《明史》案正是对那些敢于借著书来诽谤新朝者的惩戒。 禁止私人修史的历史，可一直追溯到唐朝。也是从唐朝开始便形成了新兴王朝为前朝修史，由政府组织人员、设置史馆来进行的传统。顺治二年（1645 年）下令编修明史即是此传统的继续，当然也是清政府希望以官修代替和禁止私修的重要举措。但是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并没有被“文字狱”吓倒。就在康熙帝亲政前后的十余年间，大儒王夫之写成了《永历实录》、黄宗羲编著了《永历纪年》、张岱有《石匮书后集》，甚至牵连到《明史》案中的查继佐，仍不怕清廷的文网威胁，写成了数百万言的《罪惟录》。这些书都是关于明代历史的重要著作。许多人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搜集资料、考证史事，希望能写出一部流传后世的《明史》。他们抛弃一切杂念，决不仕清，不为利禄所动，不为生死所迫，专心著述，“穷年累月，矻矻不休”。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持，资料难以搜集，一己之力也难以应付繁重的工作，他们要达到目的是极为艰难的。 早在康熙四年（1665 年），山东道御史顾如华上疏给康熙帝，向他提出修明史的建议，指出大量搜集资料很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应选择博学之士，共同纂修编辑，“然后把修成的结果上交给满汉总裁，由他们决定书的内容的取舍保留与否，最终完成全书的纂修，并呈交给皇上御览，使它成为一代信史”，留传后世而不朽。修《明史》是清王朝立志完成的任务，而汉族士大夫又极为关注，把它当作怀念亡明的寄托；而这些汉族名士既不能以高官厚禄去诱惑，何不拿他们一直耿耿于怀的修《明史》一事来做契机，让这些名播天下的大儒出来为皇上效劳？这样既可以显示出清王朝的“德意”和皇上的宽大心胸，同时也提供了汉族知识分子走上与政府合作的一条途径。康熙帝后来采纳了此建议。他下令开“博学鸿词”科，并将所有取中之人全部任为史官，并亲自关注《明史》的纂修工作。与此同时，在修纂总裁官徐元文的推荐下，康熙帝又特旨召用著名学者李清、黄宗羲、黄虞稷及姜宸英等人。尽管黄宗羲以自己年老体衰以及老母在堂为由拒绝与清廷合作，但康熙帝也不怪罪他，还令地方官派人到他家中将他有关《明史》的著作抄录下来，以示对他的尊重。康熙帝这一政策在召用万斯同、刘献廷等人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万斯同是浙江宁波人，自幼博闻强记，后拜黄宗羲为师，“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此前一年，他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科，但他坚守名节，严词拒绝。总裁徐元文也知道很难请动他。于是就请他的侄子万言去请他参与《明史》的纂修一事。万斯同尽管对康熙修《明史》的诚意如何不得而知，但他被写出传世《明史》的强烈愿望所支配，在得到老师的 同意后，他与侄子一块儿来到北京。对万斯同的到来，徐元文真是喜出望外，立即请康熙帝授给他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竟严辞拒绝，表示不入史馆，不受官衔，不要俸禄，只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工作。此后他住在徐元文家中，《明史》草稿和史事分歧都由他审校裁定，他已成为《明史》事实上的总裁官。十余年后，徐元文罢官，继任总裁王鸿绪、陈廷敬仍旧请他于家中审定史稿。最后万斯同死于王鸿绪家中。誓死不与清朝合作的黄宗羲在送这个“布衣万某”的弟子北上时，告诫他“太平有道莫轻题”，万斯同严尊师教，直到他去世都保持着布衣百姓的身份。就在万斯同到北京后一年，黄宗羲也没能拒绝徐元文和另一总裁叶方蔼的邀请，他派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北上参与修史。至此，可以说，康熙帝通过开馆修《明史》，起到了笼络人才、收服人心的目的。就在这期间，刘献廷也被万斯同邀请来参与纂修《明史》。他也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与王夫之、顾培等为师友，交往密切。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康熙帝下令修《大清一统志》，刘献廷和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黄仪也都到总裁徐乾学府下参与其事。这些人虽然始终保持着明朝遗民身份，但事实上在他们的内心里已发生重大变化。 康熙帝的宽大与安抚政策确实使汉族士大夫及在野的遗民感触颇深。大儒顾炎武曾在全国范围内联络抗清，九死一生。他虽然坚决拒绝与清朝合作，但晚年在给在朝为高官的外甥徐乾学等的信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他对朝政的关注。黄宗羲不仅让儿子入史馆修史，还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赞誉康熙帝为“圣天子”，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在《明史》开馆后的十数年间，尽管康熙帝不可能借此将满汉矛盾完全化解，但自清朝开国以来严重的反抗已经销声匿迹了，即使是思想对立也极大地缓和下来。一些入仕为官者为康熙帝的礼遇所感动，不仅尽心尽力地为天下大治出谋划策，而且还对康熙帝的个人品格与治国功绩盛赞倍至、歌功颂德了。 其实，康熙帝确实并不是真的想用选入的博学鸿词者修《明史》，他的主要目的在于缓解民族矛盾。这些人在修明史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对康熙帝及清王朝来说，这些人只要肯合作，他们便取得了胜利。至于做什么，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更何况其中一些人虽满腹经纶，却并没有修史的才能。所以他才同意徐元文、叶方霭、王鸿绪等任总裁者以私人名义请那些名士修史。当然对于修《明史》，康熙并不是一点作用也没起。由于他想利用修《明史》的机会，把散布于民间的大量稗官野史和私人著作统统收缴上来，把那些不利于王朝统治、煽动民族对立情绪的书籍全部清理一番，因此，《明史》开馆后，康熙帝多次下令，对进呈书籍者给以奖励，并指令地方官员在地方访买求购。大量的图书资料源源不断地流入京城，客观上为修明史奠定了基础。 此外，康熙帝修《明史》并非仅出于笼络人心的考虑，也不仅专注于对私修史书的清理，他对修出一部好的《明史》也确实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当时初召入史馆的各位史官 和延揽的史才，心中都存有顾虑：在修纂过程中若是触犯清王朝的忌讳，恐怕会惹来杀身之祸。为此当时总裁叶方霭就曾含蓄地向康熙帝提出，为防止材料相左，意见不一的情况，还是请皇帝下指示，“时沛纶音，一加申诫”，以消除“偏畸之见”。康熙帝对此表示理解，因此，在重开史馆之后，康熙帝便接二连三发布上谕说：明朝“时代既近，则瞻徇易生，作史昭垂永久，关系甚大，务宜从公论断”。又指出修史一定要依据事实，持论公允，“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元人讥宋，明复讥元，朕并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惟从公论耳”。康熙帝的上谕使众人思想上的压力减轻了许多。《明史》初稿大致在康熙末年才完成，后来雍正、乾隆帝时期又做了一些修改，除了对满族兴起等一些史实做了改动外，在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仍然称得上是上乘之作，这是康熙帝在文化上的一大功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