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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燒掉的書」? 一本震驚法國學界的書！ 社會學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嚴謹而銳利的自我審視， 具體分析出身背景與人脈資源對於學術地位的影響。 《學術人》(Homo Academicus)是已故法國知名社會學者--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暢銷著作，震動當時的法國學界，在他寫作這本書之前，並沒有人勇於自我挑戰，具體檢視學界，也就是學者自身所處場域。 布赫迪厄透過分析醫學院、法學院、文學院以及自然科學學院四大學術領域，其組成成員的社會背景及他們在人脈網絡中的角色，他們的實際活動情況與所能取得的權力地位，進而直剖法國高等教育長久以來的問題。藉由檢視法國數十年來的高等教育問題，看出一九六八年五月的高等教育危機如何發生，及其後學界如何變化。 布赫迪厄在書中所談的問題，雖然時空背景與今不同，但其中人的出身與隱形資源造就將來社會位置的差異，以及人們對於醫學院、法學院、文學院以及自然科學學院四大領域所能帶來的身份地位象徵，這類的問題直到今日仍非常相似，也使《學術人》於今仍具有高度參考性，不僅是一本重要的社會學研究著作，更是理解當代社會階級問題與高等教育僵化情況不能錯過的重要著作。
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 1930-2002） 法國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哲學家及公共知識份子，英國《衛報》評價他為可與米歇爾•福柯、羅蘭•巴特、雅各•拉岡等人齊名的思想家。出身於南法小城，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ENS)）畢業，服役期間曾到阿爾及爾大學教授哲學，此時的著作《阿爾及利亞社會學》已奠定他的重要性，回到法國後陸續任職索邦大學、高等研究實用學院等，一九八一年接掌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社會學主任。曾出任午夜出版社（Editions de Minuit）「常識」（Le Sens commun）系列的主編，他的個人著作許多都在此系列中出版，也擔任《社會科學的研究行動》（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總編輯直到辭世。 布赫迪厄著有深具影響力的重要著作數十部及論文數百篇，包括《秀異：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國家貴族》、《繼承者》、《藝術的法則》、《世界的苦難》、《布赫迪厄論電視》、《防火牆》、《實作理論綱要》、《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會學文集》等。其中《秀異: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被國際社會學協會評選為二十世紀社會學最重要的十部社會學經典之一。
李沅洳 畢業於台灣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巴黎第十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自由譯者。著有《二十世紀法國情慾文學。從限制出版到自由出版》，譯有《什麼是政治行動》、《什麼是世界觀》、《什麼是暴力》、展覽目錄《夢迴亞洲》（在瑞士展出）等等，合譯有《波娃戀人》、《藝術的法則》。
TABLE OF CONTENT
第一章 一本「要燒掉的書」？ 建構的工作與其效應 經驗式個體以及與認識論有關的個體 第二章 學院的衝突 隔閡及參與 科學專業知識與社會專業知識 第三章 資本種類與權力形式 權力空間的結構 正教授與身份團體的再生產 時間與權力 著名的異端份子 共謀的對手 現代化 位置與立場 第四章 身份團體的捍衛與平衡的打破 功能性替代 繼任的一項危機 無目的的最終目的 一種世俗秩序 平衡的打破 第五章 關鍵時刻 一種特定的矛盾 同步化 作為揭發者的危機 某些被發表的意見 自發性的幻象 附件一｜資料來源 二｜1.（a、b、c）學院的型態轉變 2. （a、b、c）學科的型態轉變 三｜法國知識份子排名 四｜對應分析 跋 二十年後 表格暨圖示清單
CONTENT PREVIEW OF THE BOOK
第二章 學院的衝突 「高等學院階級（可說是科學議會右派份子）會捍衛政府的法規；然而就像任何真理一樣，在自由結構中也必須存在對立者（左派），那就是哲學學院，因為若無哲學的嚴厲審查與反對，政府就無法充分瞭解哪些可能對它有用或有害。」——康德，《學院的衝突》（Le conflit des facultés） 大學教授被視為「有能力資格」，在社會空間中的位置主要取決於擁有的文化資本（一種被支配類別的資本），可說是位於權力場域的被支配樞紐，就此而言，他們與工商界老闆截然不同。但是作為文化資本制度化形式的持有者（這種形式確保了他們的官僚體系生涯和固定收入），大學教授與作家、藝術家是相對立的：前者在文化生產場域中擁有世俗性支配地位，因此根據各學院的不同程度，他們與該場域中制度化最少、最異端的部分是有所區別的，尤其是被稱為「自由業」或free lance的作家與藝術家（他們與附屬於大學的那些人是相對立的）。 有鑑於界定這兩個被考慮到的人口劃界（尤其是部分重疊）所帶來的問題，我們很難加以比較，但是我們可以比較《現代》（Les Temps modernes）或《批判》（Critique）等「知性」期刊的定期合作者，確定類似高級公務人員的大學教授通常比作家和知識份子更常呈現出不同的社會融合與威望的指數：大學教授的單身比率低、子女平均數高、擁有的獎章和預備軍官頭銜比例高等等；作家和知識份子的單身或離婚率相對較高、子女平均數較低。隨著各學院（自然科學、文學、法律、醫學）的社會等級提升，情況更是如此。 在這些收斂指標（indication convergente）中，我們可以加入阿蘭．吉哈德（Alain Girard）關於社會成就的調查資料。這項調查顯示，26.2％的作家將其成功歸因於特殊恩賜（才能、智能、使命），但是有此一想法的教授只佔19.1％。教授比較常提及的是原生家庭（11.8％比7.5％）、老師（9.1％比4.4％）、妻子（1.7％比0.3％）的角色。「他們很樂意向他們的老師致敬。而且是向不同學業階段的所有老師表示敬意，或是特別尊崇其中一位，這位老師成為他們的伯樂，或是喚醒他們的天命，爾或後來指導或協助他們進行研究。閱讀他們的回覆時，會感受到他們對老師有一種感激之情，有時幾乎是一種崇拜或虔誠。本著相同的精神，他們也比其他人更常承認家庭的影響。從小，家庭就教導他們尊重智能與品德，從而更有助於他們實現職業生涯。他們覺得自己遵從的是一種使命，而且他們比其他人更常提到家庭的和諧與妻子的支持」（A. Girard, La réussite sociale en France, ses caractères, ses lois, ses effets, Paris, PUF, 1961, pp. 158-159）。 事實上，除了社會整合和參與支配階級的指數，我們還應該考慮大學場域與經濟或政治權力場域、爾或與知識份子場域之間，依不同社會和時刻而有所變化的距離。因此，大學場域的自主權在整個十九世紀不斷發展：如同克里斯多夫．夏爾勒（Christophe Charle）指出的，高等教育的教師不再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由政治當局直接任命並參與政治的顯貴，他成為經過挑選的專業教師，藉由無法與政治生涯兼容的專業活動來和顯貴界切割，並以特有的學術理想作為動力；他同時試著與知識份子場域保持距離，法國文學教授即為一例，尤其是朗松（Lanson），他利用專業化及具體的方法學，試圖打破世俗的批判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