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

李光耀親筆自述一生最大挑戰： 如何將新加坡打造為最具雙語優勢的獨立國家 大時代的歷史洪流塑造了我的語言觀，也引發了我對雙語教育政策的思維。 ──李光耀 　　本書由李光耀親筆自述新加坡建國五十年的富強關鍵，娓娓道來這位具前瞻性的領導人如何投注心力，把新加坡從語言複雜的前英國殖民地打造成一個多數人通曉英文、又懂自己母語的團結國家。這位新加坡建國總理，面對人生巨大的政治挑戰與人民反彈聲浪，始終堅定以雙語政策作為唯一出路。其一生的艱困、挑戰與榮耀，全都坦率真誠地寫入自傳《李光耀回憶錄》中。 　　新加坡自建國以來即是物資貧瘠的蕞爾小國，但總是能在馬來西亞、中國等鄰國列強環伺下屹立不搖，既保有獨立地位又維繫緊密合作關係。今日新加坡的經濟蓬勃發展、社會穩定和諧，更一舉躍升至全球競爭力、國民所得名列前茅的頂尖進步國家，這一切與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的遠見息息相關。尤其他堅持將國際通用的英文列為「經濟／工作語言」，並將文化悠長、使用人數眾多的華語列為不可喪失的「文化語言」，雙語並重的政策讓李光耀自豪為建國基石之一。 　　李光耀在書中直指，中國崛起為亞洲甚至全世界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在中國經濟急速發展與市場開放下，新加坡人的雙語優勢更為顯著。他也在剖析台灣、中國與新加坡三方的微妙關係時，坦言領導人的雙語能力使新加坡在華語國家中佔有一席之地：「拿我自己來說，如果不說華語，我不會跟蔣經國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新加坡的軍隊也不會在台灣訓練。蔣經國和我有很深的交情……」 　　李光耀的一生就是新加坡建國史，透過李光耀的回憶，本書一一觸及新加坡建國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中最關鍵的就是雙語政策的推行。李光耀毫不諱言地說，推行「雙語教育」是他政治生涯中最艱難的政策、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挑戰。但他展現高度的執行力與堅定毅力，終使雙語教育影響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好幾代人。本書細數李光耀作為雙語教育的推手，其背後的思考、決策與推行過程中種種鮮為人知的祕辛與挫敗，也讓讀者看到許多政治博弈背後的細節，是有意理解李光耀思考決策者不容錯過的一本書。 　　本書第二部特別收錄十八篇知名人士的文章，包括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龍、著名歌手孫燕姿、國際著名投資家羅傑斯等，透過不同領域人士的現身說法，多方面印證李光耀開創的新加坡雙語之路的成功與關鍵。

　　【同感推薦】 　　賽克斯爵士，葛蘭素史克公司前主席、倫敦帝國學院前院長 　　羅傑斯，金融投資家 　　李顯龍，新加坡總理 　　莊日昆，新加坡社會發展部前高級政務部長 　　馬 雲，阿里巴巴集團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孫燕姿，知名暢銷歌手 　　黃祖耀，南洋大學理事會前主席、大華銀行集團主席 　　張松聲，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 　　郭振羽，南洋理工大學終身榮譽教授 　　蔡天寶，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主席 　　鮑達民，麥肯錫公司全球董事總經理  　　每個孩子的語言能力不同，我們不可能要求同樣好的表現。 　　重要的是激發和維持興趣，讓每個孩子各盡所能， 　　那麼即使孩子的語言能力只能達到某個程度，當有一天餘燼重燃時，興趣就會再度激發。 　　這應該是學校語言教育的目標。──李顯龍，新加坡總理 　　世界上沒有另外一個國家對雙語政策的重視比得上新加坡。 　　這向來是，也會一直是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競爭優勢。──羅傑斯，金融投資家 　　我生活中用英語，工作上用華語……我的歌唱事業之所以能跨越國界，有賴於我身為新加坡人的適應能力。──孫燕姿，知名暢銷歌手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這本書，讓人對開創現代新加坡的一個關鍵因素有深刻的理解。認識到在一個使用多種語言的社會必須有一個共同語言，以及這個語言必須是英文。這是天才之舉。然而，在面對頑強抵抗下實行這個願景，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勇氣和堅持，這些在書裡盡顯無遺。 　　這個決定和它的付諸實行，對讓新加坡在全球成為可敬的競爭對手有深遠的影響。──賽克斯（Richard Sykes）爵士，葛蘭素史克公司前主席、倫敦帝國學院前院長 　　我們幾年前來到新加坡定居，是因為它的雙語、語言和教育政策……新加坡具有全世界最好的教育體系，在處理語言課題上也是佼佼者。新加坡成功地把焦點放在讓每個人通曉至少兩種語言（也使用馬來語和坦米爾語），是它在過去四十五年來一直是全球最成功國家的一個原因。──羅傑斯（Jim Rogers），金融投資家 　　這是一個由世界最優秀的政治家著述，關於新加坡落實雙語及雙文化理念的成功故事，深具啟發性，為全球所有講華語的人所必讀。──連戰，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 　　李光耀先生的這本書，清楚地說明了新加坡雙語政策的發展是個很複雜的過程，因為它牽涉到人們的 情感、語言的功利，以及社會政治等各方面。書中第三章講述的南洋大學的歷史，便包含了這些因素……在南大這一章的結尾，李光耀先生肯定「南大創立的精神」，認為它「值得新加坡人珍惜並世代傳承下去」。我完全同意。──黃祖耀，南洋大學理事會前主席、大華銀行集團主席 　　新加坡人口華人占七五％，建國之初，時任總理的李光耀卻選擇用英文為國家的工作語文，這是當時 很多華人不明白的政策……這本書詳實地把實行這些政策的背景寫得清清楚楚，讓我們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雙語政策，正確還是錯誤，日後歷史自有評斷。但是 我很明白，如果他當時不這樣做，我們的國家，肯定就不是現在這個狀態。──莊日昆，新加坡社會發展部前高級政務部長 　　李光耀先生對語言、文化和價值觀的相互作用，和它們在個人和國家的成功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精闢的見解。──馬雲，阿里巴巴集團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我是新加坡雙語教育的受益者……經商三十年來，我體會最深的是雙語教育對我影響至深，幫助巨 大。掌握英語，可以打開全球視野，沒有語言障礙，順利地與不同國家的朋友打交道、做生意；掌握母語，則能增強我對文化與根的認同，特別是堅韌不拔、自強不 息的品格與價值觀，令人終身受益……此書的出版，不僅讓大家全面了解五十年來政府制定雙語政策的苦心，也更加佩服李光耀先生過人的智慧和前瞻性的眼光。他 堅持不懈學習華文的精神，值得年輕一代效仿、追隨。──張松聲，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 　　如李光耀先生所說的，這本書是他這半世紀以來，主導新加坡語文政策的「經驗總結」。書中對於獨立建國以來的重要語言政策，其間的決策背景，來龍去脈，有非常詳盡的說明。 　　李氏的洞識、堅持，以及個人意志的貫徹，使得新加坡社會「成為最大最複雜的語言實驗室，為社會語言學和語言規劃學等提供了豐富案例」。此外，作者從個人的家庭背景說起，細述他畢生學習多種語言的經驗和心得，讀來引人入勝，也提供一個極珍貴的多語學習案例。──郭振羽，南洋理工大學終身榮譽教授 　　……這本書通過新加坡的建國歷程，解說了新加坡語言轉型的實踐經驗，是一本值得每一位新加坡人，尤其是目前仍舊徘徊並猶豫於為孩子們創造第二語文積極學習環境的家長，必須翻閱的一本好書……──蔡天寶，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主席 　　這本書描述了新加坡因為實行雙語政策，而改變了它同世界連接起來的基本因素。在李光耀先生過去 幾十年來制定並塑造了今日新加坡的種種政策中，決定採用英語作為新加坡人的共同語言是最重要政策之一。通過李光耀先生的自述，讓我們看到了伴隨這些改變而 來的高度情緒化和複雜的現實挑戰……──鮑達民（Dominic Barton），麥肯錫公司全球董事總經理 

自序 新加坡語言轉型的經驗 第一部　一波一波的挑戰 第一章 歷史洪流塑造我的語文觀：一九二三～一九五九 第二章 雙語政策終於起步：一九五九～一九七九 第三章 南洋大學興與敗的啟示：一九五六～一九八○ 第四章 時勢造就了特選學校 第五章 華語運動三十二年細說從頭 第六章 調整又調整 改革又改革：一九八○～二○一一 第七章 中國崛起帶來的大氣候 第八章 我的經驗總結 第二部 殊途同歸 李顯龍：學習語言在於激發和維持興趣 陳慶鱗：我與華文的戀情 周清海：我的語文學習經驗 傅海燕：既艱辛又輕鬆——我的雙語路 羅傑斯：因喜悅和自豪掉淚 吳多深：和語言打交道 李瑋玲：用華語做夢 馮煥好：隱憂與期盼 胡以晨：在雙語文化之間成長 顏金勇：我的語文學習之路 李慧玲：從語言到文化的旅程 孫燕姿：只因吳宗憲的一句話 陳振泉：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陳慶文：對新加坡語言學習的反思 鄭清壽：苦盡甘來 楊莉明：以雙文化搭建橋樑 陳其昀：那一大袋的圖書 陳志銳：從較技到交際——兩代人的雙語學習經驗

序 新加坡語言轉型的經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出現了許多新興國家，這些國家的特點是，社會上存在多種語言，殖民主義宗主國的語言加上各種當地方言，使得人們的語言習慣變得很複雜。 　　一個新興國家百廢待興，最需要的就是統一人民的語言。新加坡在這方面，擁有超過半個世紀的豐富經驗。 　　在一九五九年成為自治邦之前，新加坡的學校分成四種不同語文源流：華文、英文、馬來文和泰米爾文學校，其中以華文學校人數最多。 　　這本書裡，我集中探討我們如何把英文作為「第一語文」、把華文作為「第二語文」來教導學生的問題。我們一直不斷調整英文和各族群本身的母語（對華族而言就是華文）的教學，確保人們一方面能夠掌握我們的行政語言──英文，另一方面也能掌握自己的母語。 　　為了維護各族群的認同感和傳承祖先的文化，各族群以本身的母語作為第二語文是有必要的。 　　在各個族群中，以華族學生同時學習英文和華文碰到的難度最大。漢字沒有字母或語音符號，每個字是表意字或象形字，單從文字很難看出讀音。一個人若從小沒有學會漢字發音，長大了才學是加倍困難的。 　　我們的語言教育目標是在不影響學生掌握英文能力的前提下，為學生定下一個實際的華文水準。越常使用一種語言，這種語言的運用能力自然越強。而一個人的語言天分和他的智商並不完全相關，智商同等的人在語言掌握能力上會有很大的差別。一般而言，女生的語言能力比男生強。 　　因此，我們得不時重新平衡英文和華文之間受重視的程度。講華語的父母往往希望孩子有較高的華文水準，而對那些來自英語家庭的孩子來說，平日學習華文已經面對難題，若還要提高華文水平，他們的父母自然感到不滿。雙方好像拔河那樣，拉來拉去。政治上的壓力使得政府要在英文和華文之間取得最好的平衡變得很困難，實際情況往往像鐘擺那樣，進兩步，退一步。我們後來發展出了「單元模式」的教導方案，以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但新加坡的雙語教學很複雜，要不斷求變，不能說這是最理想的辦法，以後可以一直沿用，不做任何修改。 　　這本書寫出我們五十年發展雙語教育的經驗，要讓家長了解學習雙語是零和對策。英文多用，華文就弱。華語多說，英語就沒有那麼好，這是沒有辦法的。 　　半世紀的雙語教育歷盡艱辛 　　新加坡五十年的雙語教育道路，崎嶇不平，這得從上世紀五○年代說起。 　　根據一九五六年《新加坡立法議院各黨派華文教育報告書》的建議，我們在各語文源流的小學實行雙語教育。以華校來說，就是教導學生華文和英文；在英校，就是教導英文和各族群的母語（華文、馬來文或泰米爾文）。然而，效果並不理想。 　　一九六五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後，我們在小學和中學逐步貫徹雙語政策。一九六六年，所有中一生必須修讀第二語文，但英校華族學生還不須要選擇母語（華文）為第二語文。一九八一年，我們規定學生報讀大學時，A水準會考第二語文必須考獲AO副修水準的E8（一九八三年提高到D7），而且分數算進大學入學總分；一九八○年開始，我們進一步規定英校華族學生必須以華文母語為第二語文（從前他們多選馬來文）。這些規定給來自講英語家庭，成績雖然優異但華文差的華族學生，造成了日後升大學的障礙。到了二○○四年，報讀大學，華文母語第二語文仍然必須達到所定的最低水準，但是分數已不再算進總分。 　　這本書從頭記述了新加坡的雙語政策五十年來的演變。 　　在學習語言的問題上，學生的家庭用語是關鍵。起初我並不了解在家使用華語（母語）的學生，在學校更容易掌握華文。我們忽略了家庭用語這個因素的重要性。 沒有其他國家的經驗可以做我們雙語教育的榜樣。我從學校雙語教育成績的年度統計數字，以及自己在成人時期學習華文的個人經驗，摸著石頭過河，得出一些雙語教育的概念。在上世紀五○和六○年代，我把三個孩子送到華校就讀，學校裡所有科目都用華文課本，他們的英文是在家裡學習的。 　　當時的家長很精明地預見，孩子進入以英文為第一語文（母語為第二語文）的英校讀書，將來更容易出人頭地。因此，他們紛紛把孩子送到英校去。 　　華文作為「第二語文」，我們經過很多年才發展出一套有效的教學法。起初我們缺乏通曉雙語的華文教師，他們來自傳統的華校，英語能力差，用華文第一語文和單語的方式，教導來自英語家庭的學生學習華文。學生跟不上，自然對華文產生抗拒心理。 　　其實，新加坡原本就具有優異的社會條件可以讓華族學生通曉雙語。我們早期的社會同時存在著一個講英語和另一個講華語的環境，英文和華文兩大語文源流各有歷史悠久的學校和課本，還有報章、電視臺、戲院和圖書館都體現了華、英語並存的特色。學生在家裡、商店、小販中心、社交場合等等公共場所都有機會講華語或英語。在殖民地時期，新加坡只有少數學生在英校就讀，他們畢業後為英國官員做事，社會大眾則是另一個廣大的講華語和方言的華族群眾。因此，我們本來就有一個講雙語的社會環境，有利於英文和華文的學習。 　　今天的雙語學習環境已大不同 　　時代變遷，現在的年輕華文教師具有雙語能力，他們正逐漸取代老一輩的單語華文教師。在小一和小二階段，學生集中精力學習華語聽和說的能力。閱讀和書寫的能力則建立在這個基礎上，成為高年級的學習重點。華文教師用英語解釋較難的華文辭彙。這是一個大轉變。以前，華文教師同時教導學生聽、說、讀和寫的能力，這給學生造成很大的學習負擔。 　　腦神經專家證實，學習語言最好是在孩提時候。家裡、遊戲班、幼稚園、小學都為孩子提供無窮的語言學習機會，一個人要到成年時候才來學習華語就困難多了。每個漢字四個不同的發音很難掌握，所以要講流利的華語並不容易。在年紀小的時候，當耳朵、舌頭和大腦最為敏銳和靈活時，是學習華語的最好時刻。 　　華語流利的家長如果能在家跟孩子講華語，這對孩子掌握華文有很大幫助。學生在家使用的辭彙雖然有限，但通過多講，熟悉華文句子結構，可為他們日後學習華文打下基礎。講華語的家長不必急著要孩子學好英文，因為日後學英文的時間有的是。自上世紀八○年代後期開始，新加坡已經成為一個以英語為主的社會。在學校，所有學生都學習英文，英語成了我們社會的主導語言。 　　美國的一項調查顯示，在美國出生的華族孩子，倘若在家裡使用華語，日後上學，掌握華文並不是問題。倘若在家裡講英語，則日後學習華文就跟其他美國人一樣，覺得是件苦差事。 　　很多講華語的家長誤以為，在家裡即使用文法不通、發音不準的英語同孩子交談，也對孩子的英文能力有好處。其實，孩子在上完幼稚園和小學之後，英文便會逐漸成為他們的主要用語。小學階段有七五％的課程時間是使用英文，二五％使用華文。在中學，這個比例則是八五％對一五％。只有在特選中學和初級學院的雙文化課程，才有更多的課程是用華文教導。至於高等教育，包括理工學院和大學，英文則是唯一的教學媒介語。那些到中國和臺灣的大學深造的學生，回來工作後便投入英語環境，英語久而久之也成為他們的主導語言。 　　我的三個孩子出身傳統華校，但他們工作之後，使用的是英語，華文變成了他們的第二語文。在新加坡，只有華文教師和華文媒體工作者等才會繼續以華語作為主導語言。 　　一個人可以通曉多種語言，卻只有一種主導語言，就算以語言為專業的專家也不能例外。他們的第二語文表達能力無可避免地會比較低。中國最好的華、英語同步翻譯員，英譯中（他們的主導語言）的能力，比中譯英的能力強。以英語為主導語言的外國華、英語同步翻譯員，情形則剛好相反。 　　新加坡人的主導語言是英語，這是我們吸收知識的最方便媒介。以英語為主導語言的華族新加坡人如果也能講得一口漂亮華語，是會有更多的發展機會。我認為一般新加坡人，只要能講華語，即便現在水準不高，辭彙貧乏，將來工作有需要，通過實際磨練，辭彙增加了，他的華語自然會流暢起來。所以，最怕是一開始就放棄學習。學習華文不管多麼困難，都應該有個開始，持之以恆，必能一生受益無窮。

第一章 歷史洪流塑造我的語文觀：一九二三～一九五九 我曾在《美國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讀到一篇文章，說當一個人在疼痛和震驚時，大腦會分泌出「神經肽」（neuropeptides），它使人把所獲得的經驗深深地印記在腦細胞裡，長久不會消失。 在我成長的歲月裡，家庭、學校、留洋，甚至日據時代學習語文和應用語文的痛苦經驗和感受，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這些記憶除了讓我直到現在還孜孜不倦地學習華語，也影響了我治國的語文政策和對學習語文的看法和態度。 從英國學成歸來，在當律師、成立政黨、參加競選的日子裡，我與工會活躍分子、華校生有緊密的來往，讓我體會到了因為語文問題而潛藏在新加坡殖民地社會的困擾。那是一股醞釀中的洶湧暗流，一經挑動，就會激起狂潮，一發不可收拾。前車之鑒，給我深刻的啟示，我在建國後，因此以極端謹慎踏實的態度去處理語文問題。 在這一章裡，我從生長在一個講英語的家庭談起。 從小我立志當律師，而努力把英文學好。後來從政，認識到語言與政治息息相關，我明白要贏得選票，必須把華語和方言學好，說得一口女皇式英語其實幫助不大。 一九五四年五月，我參與了華校生為營救「五一三」學警衝突中七名被判監學生的法律行動，親眼目睹近千名學生在華僑中學集中二十二天抗議的經過；華校生參與一九五五年五月福利巴士暴動後，華僑中學、中正中學總校和分校被令停課，兩千名華校生再度在三校集中，這些轟轟烈烈事件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當時的政府為解決華校問題而設立「立法議院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我是九人委員之一。 參與這個委員會的經驗，使我第一次接觸和認識華文教育的問題，我對那個時代的華文教育的形勢，也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大時代的歷史洪流塑造了我的語言觀，也引發了我對雙語教育政策的思維。 來自講英語和峇峇馬來語的家庭 我的曾祖父李沐文是客家人，一八四六年生於中國廣東省大埔縣唐溪村。長大後，他乘船過番到南洋來。我的祖父李雲龍，一八七一年生於新加坡，父親李進坤，一九○三年生於中爪哇三寶瓏。我是曾祖父南來的第四代，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生於新加坡。 祖父當年在一艘輪船上當事務長，經常航海到爪哇與附近島嶼，因此邂逅並迎娶了住在爪哇三寶瓏的祖母。祖父和他姐姐（也就是我姑婆）一樣，會說客家話。在船上當事務長的日子，因為船長是英國人，祖父因此深信英語是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語言，他跟我用英語交談。祖母主要說爪哇話和馬來語，也能說幾句蹩腳英語。 我的父親李進坤和母親蔡認娘，都出身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在英校接受教育，這在當時是很少有的。他們彼此以英語交談，而家裡的幾個傭人來自印尼，說的是爪哇話。所以，我自小跟父母親說英語，向幫傭學馬來語和爪哇話，英語是我最先接觸的語言。 六歲那年，我們全家住進了外祖父一棟住過了三代的大祖宅。 外祖父是土生華人，只說英語和馬來語，不會說華語。他擁有從前加東巴剎和菜市一帶的橡膠園，以及現在烏節路泰國大使館旁的一排店屋。外祖母來自婆羅洲，也是客家人，她說客家話和爪哇話、馬來語。 童年時代深烙在我腦海中的語言，除了英語，就是馬來語和爪哇話。 外祖母關心我的教育，因此，從小我就開始了跟雙語困難糾纏搏鬥的日子。一九二九年我還不滿六歲，她堅持我跟其他漁民的孩子一樣，到住家後面一所亞答屋私塾，跟一個獨居在那裡的華文老師學華文。這個老師也許沒有受過太好的教育，他說的福建話比華語多，並且只教我們死背不明白意思的詞語，還要我們學寫毛筆字，讓我很苦惱。我向母親訴苦，她卻仍要我接受華文教育，把我轉送去在如切一帶的俊源學校。 俊源學校是華校，老師全以華語教課，我是個來自全講英語和峇峇馬來語家庭的學生，對這樣的華文教育很快就招架不住。同學不會說英語，說的華語都帶有濃濃的方言口音。幾個星期後，我再懇求母親替我轉校。母親違背了外祖母的意願，把我轉到德樂英校去。這所學校鼓勵學生說英語，隔壁直落古樓的馬來學校很多馬來學生也轉到這裡來。在那裡，我學得如魚得水，只用六年時間就完成七年的小學教育，畢業考到全校第一名，中學進入當時只錄取最優秀學生的萊佛士書院（Raffles Institution）。 學好英文　立志成為優秀律師 母親是個有智慧而且個性堅強的女人。從小，她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醒我別像父親那樣，出身富家子弟卻無一技之長。三○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祖父的事業受到打擊，家道中落後，只有中學學歷的父親因為沒有專業資格，先在殼牌石油公司管理店面，後來負責管理新山、峇株巴轄、士都浪等地的倉庫。 這件事給我的啟示就是，為免過朝不保夕的生活，最好去學一門專業。所謂專業，有三種選擇：醫學、法律、工程。新加坡有醫學院，卻沒有法學院和工學院。我不喜歡學醫，如果學工程，將來也必須為他人工作。法律卻可以自立門戶，是一種自由的行業。後來父親對自己年輕時不努力也感到後悔，他極力勸我從事專業工作。所以在一九三六年，我十三歲升上萊佛士書院那年，已經立志要當一名律師。 中一開始，我一心要學好英文。我很清楚，要專修法律，非有很強的英文基礎不行。法官都是英國人，如果我的英文不好，怎樣跟他們競爭？當時萊佛士書院是全新加坡最好的英校，我雖然不算太用功，但數學和科學的成績很好，我的英文根基好，經常不費氣力就能進入前三名。我在中三（劍橋初級文憑班）與中四（高級文憑班）選修拉丁文，成績並非特優，只屬優等。 中三那年，我在成績最好的A班。級任老師格里夫是英國人，牛津大學畢業。在他悉心的教導下，我的英文有很大進步。中三時，我的劍橋初級文憑考試成績高居全校榜首。這次考試，由劍橋大學命題，也由劍橋大學改卷，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麼重要的考試。這一年，我得了兩個獎：萊佛士書院獎學金和陳若錦獎學金，共得三百五十元，這在當年是個大數目。 於是，我更專心致志要在中四出類拔萃。一九四○年，我的劍橋高級文憑考試又排名全校第一，也是新加坡和馬來亞第一名，我獲頒安德森獎學金，可以進入萊佛士學院（Raffles College）就讀。安德森獎學金是當時最受重視的獎學金，每三年頒發一次，每年可以獲得大約九百元，只頒給高考成績最好的學生，一九四○年這期歸我。我是英國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的千分之一最優秀的受英文教育學生之一。 萊佛士學院不是大學，沒有頒發學位。學生讀完三年課程，只拿到分為第一等、第二等和第三等的文憑。教授採用了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講課、導師指導，和每星期寫論文的制度。它考試和成績分級的要求，可能比很多英國大學還嚴格，情形跟培訓新馬兩地醫生的愛德華七世醫學院一樣。在英國殖民地，人們都了解當地大專學府的文憑和學位必須保持高水準，才能在英國獲得承認。 當時二戰已在歐洲全面爆發，烽火連天，倫敦天天遭受德國戰機轟炸。一九四一年我在萊佛士學院念高二，十二月八日凌晨四時，在宿舍睡夢中被炸彈的爆炸巨響驚醒。日本戰機開始空襲新加坡，太平洋戰爭打響了。我加入萊佛士學院的醫療輔助服務隊，協助救援空襲行動中的傷患。團隊裡的學生們使用的語言是英語，來自馬來亞的馬來學生則說英語和馬來語。 我後來很慶幸自己是個受英文教育者，如果我不受英文教育，我不會了解大環境。受了英文教育，我出國去了解世界。我了解是誰在影響世界的局勢，是西方國家，是歐洲，是美國，不是中國，不是印度。如果我只受華文教育，我想我的思維肯定比較狹隘，比較偏見和固執。我會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從宏觀視角來看事物。 日據時期開始學華文 第一次真正面對外語不通的障礙，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日本揮軍南下，占領新加坡時期。我因為不懂日軍說的話，也看不懂牆上張貼的通告，挨了一記耳光。 那個時候，新加坡所有公告都以夾雜著漢字的日文發布。在新的統治者手下，我的英文知識已經沒有價值。我因為對日軍既害怕又憎惡而不願意學日文，轉而自修華文。我認為學習華文總比學習日文好，華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語文，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語文。 我買了布連拾街華文學校出版，教英校生學華文的華文讀本，一套四冊，以及由蔣克秋編撰、內附英文說明的《國語（華語）易解》、《中級國語》與《高級國語》三冊語文書。書裡按照威妥瑪拼音法以英文拼音教華文字，我雖然天天學習，並且在幾個月裡學會寫兩千個字，並設法把它們的意思牢牢記住，可是，我一直沒學它的發音。華語每個音節都可讀成四個聲調，我的讀本每個字的注音也都標了聲調，可是沒有人教我，我始終沒法好好掌握漢字的正確發音，對它的四聲及輕聲也完全沒有概念。那年我十九歲。 我們家對街有個鄰居是潮州人，這個年輕小夥子主動要教我讀華文。但我發現他的潮州口音太重，擔心到頭來反而干擾自己的華語發音，所以沒上幾堂課就停了。那時候我已經學會認個別華文單字和片語，並且死記它的意思。 在日本人占領下，起初人人都不知所措。父親沒有工作，我沒有學院可讀，三個弟妹都失學了。我後來意識到終究還得找份工作，我只好到布連拾街一家日軍總部開辦的日語學校學習日語，以便日後容易謀生。日語課的老師是個日本人，三個月後，我學會了片假名與平假名，考試及格，獲頒證書。的確，學過漢字，對學習日文是幫助不小的。 接著，我在祖父朋友一家從事紡織業的下田公司謀得一職。我在公司負責以片假名、平假名與漢字開日文發票與貨單。九個月後，因為貨輪全被徵用來送軍隊到爪哇與澳大利亞南部島嶼作戰，紡織品貨源中斷，我失去了工作。不久，我又在一家日本貿易聯盟組合公司找到了差事，擔任書記，日語說寫能力因此大有進步。 隔年，也就是一九四三年末，我在《昭南新聞》看到一則廣告，「報導部」（即是《昭南新聞》文宣部）徵聘英文電訊編輯。這個部門負責把西方通訊社用摩爾斯電碼發出的電訊轉換成英文。但是當時的無線電信號不清晰，到了晚上尤其如此，無線電操作員在接收摩爾斯信號時無法辨認的字，需要英文編輯靠上下文揣測填上。這項工作好比填字遊戲，讓我還能活用英文。 一九四四年中，預感盟軍將展開反攻，我把報導部的工作辭了，與一個上海人合作，幫他洽談所承包建築工程的合約內容。他不會說日語，而我的日語表達能力在那個時候已經足以應付簡單的日英通譯工作。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時，我已經能充當日譯英的通譯員。 重新找回華人的身分 英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之後返回新加坡。 一九四六年十月，我登上了一艘滿載著英軍回國的客輪，踏上了英國之旅。我先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律系，卻因吃不消倫敦煤煙、塵埃、喧鬧的生活，一九四七年一月，轉到劍橋大學菲茨威廉學院法學院。一九四九年五月，我獲得法科榮譽學位考試一等成績，並獲得那年唯一的特優獎。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我通過律師資格考試，戴上假髮，穿上禮袍，在倫敦中殿法學協會，獲頒律師資格。一九五○年八月一日返抵新加坡。 在劍橋和倫敦的學習生涯，我只說英語，我的英語變得很英國化，帶有英國式的標準節奏與口音。一九五○年八月返回新加坡，發現自己居然忘了怎麼說馬來話，我花了好幾個月時間才重拾說馬來語的能力，這是我第一次對「語言能力會流失」的體會。任何語言，一旦不用就會流失，就不會在你的大腦中即時自動顯現，它可能仍藏在記憶庫的某個角落，需要提示或複習才能把它找出來，就像在電腦鍵盤上按「控制」鍵與「F」鍵搜索一樣。 我在倫敦的時間雖然不長，可是經常出入倫敦戈登廣場（Gordon Square）一個叫中國協會（China Institute）的體驗，卻讓我終身難忘，並成為影響我後來自己努力不懈學習華語，以及為新加坡人積極推動雙語教育的動力。 這個中國協會，是英國人用八國聯軍的庚子賠款資助的。俱樂部開放給來自全世界的華人，為窮學生提供免費的下午茶。我因此遇見世界各地的華人，華族文化失落程度最大的是來自西印度群島的華人。我那時覺得我絕對不能跟他們一樣，我也開始有了一股不會講華語或不懂華文的很嚴重的失落感。我決定以後絕不讓孩子重蹈覆轍。 很多人形容我是「重新找回華人的身分」（born-again Chinese），其實這樣的感覺很久以前便有了。在倫敦讀書時，英國人不把我當新加坡人或馬來亞人，全把我看成中國人。不獨在英國，有一次去瑞士度假，旅行社給我訂了一家很糟糕的酒店，我決定取消訂房，換到盧恩賽市一家比較好的酒店。櫃檯的人問我是中國人嗎？我說，不是，我是馬來亞人。他說，那是哪裡？我詳細說，我來自新加坡，那是屬於馬來亞的一個地方。對方最後還是說，沒關係，就寫你是中國人。在他的眼裡，我跟中國人沒有兩樣。自那時起，我有了「我是華人」的意識。 一九五○年，我從英國回來，和韓瑞生找到一個說話帶有北京腔的老師，我們用一個小答錄機，一起學華語。八、九個月後，讓我重新記起日據時代，曾經學過的漢字。韓瑞生當時已經是土地局局長，我們在他所住的廣東民路政府宿舍裡上課。但是學習的進度太慢了，除了時間不夠，我也沒有適當的社交場合練習華語。 把三孩子全送去華校受教育 沒有人告訴我英語不是我的母語，可是在我心靈深處很清楚這不是我的母語。我和妻子芝都出身英校，在英國深造期間，我們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因為不懂華文而吃虧，我們深感從前在英校所接受的一套價值觀並不屬於自己。我們沒有全盤接受不屬於自己文化的價值觀，又沒有自己的文化底蘊，使我們感到不踏實，兩頭不到岸。從前在英校所讀的課本和教師所講述的世界，同我生活的現實世界完全扯不上關係。我同其他萊佛士學院學生一樣，沒有學到本身的亞洲文化，又不屬於英國文化，說英語的我，又跟自己講方言和華語的華族群眾有隔閡，結果迷失在兩種文化之間。我和芝決定不讓孩子吃這個文化虧，決定把他們送進華校，融入生意盎然、充滿朝氣和自信的華社群眾當中，即使英文程度受影響也在所不惜。我自己也下定決心把華文學好，不懂母語吃文化虧是逃不掉的：這就是現實。 我的三個孩子顯龍、瑋玲和顯揚分別於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出生。他們兩歲就開始學華語，當時有位梁老師，給他們念幼兒華文圖書。三歲上南洋幼稚園，之後再上南洋小學、南洋女中和公教中學讀書。我的長子顯龍在公教中學六年，完成華校中學和高中教育，再到國家初級學院多學一年，參加英校高中會考；女兒瑋玲在南洋女中完成四年中學課程，轉到萊佛士書院讀兩年高中；幼子顯揚在公教中學完成四年中學，再到國家初級學院讀兩年高中。後來，我經常問他們後悔在華校讀書嗎？他們都說不。我想，我為他們做了正確的選擇。 他們很小就到南洋幼稚園浸濡在華文環境裡，這所幼稚園全用華語教學。一九五五年有一天，我和各政黨委員會的委員去參觀學校。顯龍看到我，以為我到學校接他，拿起書包準備跟我一同回家的舉動，逗得在場每個人都笑起來。過後，華文報刊登了一張顯龍在南洋幼稚園上課的照片，這使華人普遍知道他受的是華文教育，這無形中給了我「重視華文」的憑證。 他們三人從小在學校完全接受華文教育，在家和我講華語，和母親講英語，他們的英語跟華語一樣流利。六歲起還在家跟隨補習老師學習馬來文，因此也掌握了馬來語。 認識語言和政治息息相關 從英國回到新加坡，我加入黎覺與王律師館當見習律師。黎覺是英國人，在英國取得律師資格，三○年代到新加坡執業娶了一名華族女子，定居下來。他是新加坡主要政黨「進步黨」的策劃人。這個黨的領導人多數是三○年代在英國念法科或醫科的留學生，他們對英國的價值觀有很深的認同，就和祖父一樣，認為凡是英國的東西，樣樣都是十全十美。他們對自己沒有信心，對本地人更缺乏信心。他們從來不敢向英國的權威挑戰，但是批評起殖民地官員的時候，卻又洋洋得意。我的朋友貝恩形容他們是「在奴顏婢膝中長大的人」。我決定做點事，改變這種可悲的局面。 一九五一年二月黎覺參加立法議會選舉，要我擔任他的代理人，我答應了，這使我有機會粗略了解新加坡的選舉情況和運作方式。但是，那次選舉，街道上是看不到任何令人激動的景象。立法議會於一九四八年舉行的選舉，二十萬合格選民，只有二萬三千人前往投票，投票人多是講英語的新加坡海峽土生華人和英籍印度人，而印度人最多只占新加坡人口的六％。在一九五一年的選舉中，參加競選的印度人數，也是完全不符合社會人口比例。他們在競選九個議席的二十二名候選人中，占了十五名。黎覺以極少的多數票當選，進步黨共贏得六席。競選活動是依照我在英國所看到的模式進行。 當時講英語的立法議員所代表的世界，只是新加坡的小部分，跟大多數人民毫不相干。新加坡絕大多數只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對選舉既不參與，也沒有興趣。他們的政治願望，只能通過馬來亞共產黨來實現。 從語文問題，我看到殖民地政府官員只顧自己和受英文教育者的利益。受英文教育者通過英文報章對政府官員施加壓力，但他們不是新加坡社會的經濟原動力。我的內心因此極度不安，我開始有了想在我的律師生涯中，打開一道通往政治生涯大門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