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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可以不爽不要做 讓你能真正自由做選擇，而不是被迫接受現狀的基本經濟保障 愈來愈嚴重的不平等，已經是無可否認的情況 問題是：我們該如何改善現狀？ 基本收入，或許是能突破當前困境的最佳方案 從歐洲芬蘭、美洲加拿大到非洲肯亞，許多國家已經在實驗的基本收入，到底是什麼？ 第一本全面解析基本收入的中文著作 「定期發給每個人一筆現金基本收入，沒有任何條件限制。」這種提議聽起來既瘋狂又可疑，像是小孩子不切實際的空想，大約只能一笑置之。然而這個想法自十八世紀末以來就不斷有重要思想家提出，包括潘恩（Thomas Paine）、彌爾（J. S. Mill）和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是經過嚴肅考量的建議，並非兒戲。 例如，我們通常認為社會福利與保障措施只需針對窮人，但是只針對窮人的救助政策除了請領過程帶有羞辱感與行政成本高昂之外，更容易讓人掉入貧窮陷阱與失業陷阱，而基本收入方案卻能避開這些缺陷。此外，基本收入提供的經濟保障讓勞工免除後顧之憂，更有能力拒絕不好的勞動條件，自在選擇適合的工作，促進勞動市場的真正自由。 本書作者帕雷斯與范德波特是推動基本收入方案的重要人物，他們詳細追溯基本收入思想的歷史、討論它與其他社會福利制度的效果差異、說明在道德上與經濟上反對與支持的理由、財源從何而來，以及政治上如何可能達成，正反並陳，全面解析基本收入方案的優點與疑點，同時提出他們的辯護論點。 當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過去的因應機制又逐漸失靈，基本收入很可能是我們真正邁向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重要工具。
菲利普．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 法語天主教魯汶大學教授，經濟與社會倫理講座教授。 楊尼克．范德波特（Yannick Vanderborght） 布魯塞爾聖路易大學與法語天主教魯汶大學政治學教授。
許瑞宋 香港科技大學會計系畢業，曾任路透中文新聞部編譯、培訓編輯和責任編輯，亦曾從事審計與證券研究工作。二○一一年獲第一屆林語堂文學翻譯獎。譯有《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大鴻溝》和《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重譯版）等數十本書。（victranslates.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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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雄（Peter Huang，人權工作者暨雷震紀念講座策畫者）、謝世民（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基本收入」是一項可能根本改變現代經濟和社會性質的經濟方案。在這本介紹此項方案的重要著作中，兩位傑出的社會學家檢視基本收入政策的倫理和經濟問題。即使是最富有的國家，也仍有貧困和不自由的問題，對此有興趣的人都應該閱讀本書。在這本傑作中，帕雷斯和范德波特針對如何解決問題提出了非常有力而有趣的論述。──沈恩（Amartya Sen），哈佛大學 有心人正為在二十一世紀達致社會正義設計一套實際可行的方案，本書對此有重大貢獻。──艾克曼（Bruce Ackerman），耶魯大學 西方國家如今湧現許多民粹運動，掩蓋了壓迫性和不平等的圖謀。在這種不安的年代，無條件基本收入為我們指明前路：它是可行的提議，可以促進自由和平等，造福所有人。在這本書中，倡導這項政策的兩位現代先鋒提出了道德上和實務上的理由，說明我們為什麼應該為所有人提供資源，好讓他們塑造自己想要的生活。──艾斯托特（Anne Alstott），耶魯大學 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概念已有相當久的歷史，如今是否終於到了付諸實踐的時候？這本嚴謹論證的傑作告訴讀者，答案是肯定的。兩位作者並不掩飾他們支持基本收入政策的立場，他們處理這項問題時，展現出了哲學家對道德理由的關心，歷史學家對先例的關注，經濟學家對誘因的關心，實證論者對證據的重視，以及實踐者對可行性的注意。──羅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公共行政學院
TABLE OF CONTENT
前言 第一章 實踐自由的工具 第二章 基本收入及其替代方案 第三章 歷史背景：公共救助與社會保險 第四章 歷史：從烏托邦的夢想到全球行動 第五章 道德上有理嗎？搭便車者與公平分配 第六章 經濟上可以持續嗎？資金、實驗與過度 第七章 政治上的實現可能？公民社會、政黨與走後門 第八章 在全球化時代的可行性？多種層次的基本收入 結語
CONTENT PREVIEW OF THE BOOK
第一章 實踐自由的工具（節錄） 我們活在一個新的世界，塑造它的是許多種力量，包括電腦和網際網路造就的翻天覆地技術革命；貿易、移民和通訊的全球化；世界各地的需求快速成長，但受限於天然資源萎縮和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過高的問題；起保護作用的傳統制度（從家庭、工會，以至國營獨占事業和社會福利體系）的崩解；以及這些趨勢交互作用下的激烈效果。 這造成空前的威脅，但也帶來空前的機會。為了評斷這些威脅和機會，我們必須有一種規範性的標準。在這整本書中，我們的標準將是自由──更準確來說，是所有人的真正自由，而非只是有錢人的自由。我們將在第五章闡述這個規範性標準，此處簡略說明即可。正是因為決心實踐這個規範性標準，我們強烈渴望防止上述各項發展引起激烈衝突和衍生新的奴役形態。我們希望利用這些趨勢做為解放的工具。為此我們迫切需要在許多方面採取行動，包括大幅改善城市的公共空間、將教育轉化為終身活動，以及重新界定智慧財產權等等。但我們最迫切需要的，是根本改變世界上各個社會追求經濟保障的方式。在每一個社會和更廣大的世界裡，都需要可靠的基礎讓身為個人與社群的我們可以立足其上。我們若想遏止焦慮和增強希望，就必須敢於引進如今普遍稱為基本收入的政策，也就是定期支付一筆現金給社會中的每一名成員，無論他們是否有其他收入來源，也不附加任何條件。 新的世界 如此基進的改革，今日為何變得比過往更具實際意義也更加迫切？現在公開支持基本收入政策的人是歷來最多的，其中許多人提出的支持理由，是已經展開且未來預料將持續壯大的自動化新浪潮：機器人普及應用，交通工具不再需要人駕駛，電腦大量取代腦力工作者。有些人（就是那些設計和控制，具有最佳條件能夠利用新技術的人）的財富和收入能力將因此創新高，但更多人的收入能力卻將大跌。但是，最近和未來料將發生的技術變遷，只是預期中會導致各國內部收入能力兩極化的眾多因素之一。技術因素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地點與其他因素有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情況相當複雜，因此我們無法斷定任何一個因素實際上有多大的影響。全球化放大了這種兩極化的現象，因為它將全球市場提供給那些掌握罕見技能和寶貴資產的人，而那些資歷普通的人則因國際貿易和移民，被迫與全世界資歷相似的人競爭。公營和私營獨占事業的萎縮、弱化或瓦解，降低了低生產力勞工的收入能力可以靠隱含的公司內部補貼提升的程度。在此同時，公司中最重要的員工忠誠感減弱，迫使企業設定薪資時，更緊密地反映生產力差異。所得不平等因為儲蓄能力和遺產繼承方面的差異而擴大，再因為資本報酬而進一步擴大。 這些趨勢的影響，在所得分布上已經看得見。如果我們以身高代表收入，安排一群人從矮到高依序列隊出場，藉此反映所得分布，那麼每隔十年，最後出場的那些巨人愈來愈高，身高剛好是平均值的人愈來愈晚才出場，而侏儒（所得未達到一般認為體面的水準，或是有跌破體面水準的危險）則愈來愈多。這種收入能力兩極化的現象會以不同方式顯現，視制度環境而定。如果收入水準因最低工資法規、集體協商和慷慨的失業保險給付而獲得可靠的保護，結果往往是流失大量職位。如果這些保護機制相當弱，往往導致工作不穩定、薪資低得可憐、勉強度日的人口大增。這些趨勢如今已顯而易見，但如果自動化新浪潮產生預期中的影響，情況將嚴重惡化。 有些人認為這些影響只會造成短暫的問題。畢竟這不是第一次有人表示，因為自動化技術普及應用迫在眉睫，所以我們迫切需要引進某種保證收入的政策。以前某些工作職位消失的同時，會有新的職位產生。生產商品需要的勞動力減少，但因為商品產量增加而抵銷了它的影響：汽車廠商製造一輛汽車需要的勞動力，可能僅為以前的四分之一，但產量可能是以前的四倍。理論上，如果較高的生產力能促進經濟成長，那麼節省勞動力的技術變遷並不是禍害，而是好事。我們可以指望產出成長持續提供良好的工作，為多數人口提供體面的收入──無論是直接透過不錯的薪資，還是透過這種薪資所支撐的社會福利制度。左派和右派以前均普遍認為，持續的經濟成長可以防止失業和工作不穩定的問題失控。如今較富裕的國家對基本收入政策的興趣空前熱烈，由此可見上述的廣泛共識已不復存在。 以前很多人相信經濟成長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但這種信念因三方面的理由而受到打擊。首先，經濟進一步成長是否可取，是有疑問的。自一九七○年代以來，一直有人關注經濟成長的生態極限。如今許多人意識到經濟成長對氣候造成不可逆轉且難以預料的影響，因此也就更關注生態極限的問題。第二，即使你不質疑經濟持續成長是否可取，也有理由懷疑經濟能否持續成長。尤其是針對歐洲和北美，不少人預期經濟將受桑默斯（Larry Summers）指出的「長期停滯」所困擾。第三，即使你相信經濟持續成長既可取又可行，也有理由質疑經濟成長能否從結構上解決失業和工作不穩定的問題。沒錯，經濟成長與失業率之間確實是負相關。但是，自從我們進入黃金的一九六〇年代以來，經濟大幅成長，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增加到原本的兩倍或三倍，我們卻至今未能終結失業和工作缺乏保障的問題。這些對經濟成長能否解決失業和工作不穩定問題的質疑，每一項都能以多種方式反駁。但整體而言，它們足以說明為什麼愈來愈多人呼籲以更可靠的方法處理這些難題，也足以證明這種呼籲是合理的。連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弊端的斯諾登（Edward Snowden）也得出這種結論。他二〇一四年對《國家》雜誌（The Nation）表示：「我是技術人員，我有看到一些趨勢，我認為自動化技術將會奪取人類愈來愈多工作。如果我們不設法為失業或缺乏有意義工作的人提供基本收入，我們將會面臨社會動盪，可能有人因此遇害。」 基本收入 因此，如果你認為有意義的工作未來將嚴重不足，你很容易深信一件事：我們必須為愈來愈多的失業人口提供某種生計。但是，這件事有兩種非常不同的做法，其中一種幾乎毫無吸引力。這種方法基本上就是擴大行之已久的公共救助模式；這種模式始於十六世紀，現今的例子是各種有條件的最低收入保障方案。這種方案幫助貧窮家庭，確保他們的收入──勞動所得（如果有的話）加當局的補助──達到社會認為可接受的最低標準。 無論是全面實施或僅限於救助部分貧窮人口，這些方案對消除赤貧有重大貢獻。但是，因為這種方案是有條件的，它們本質上傾向使受助者變成永遠仰賴福利救助的人。持續接受救助的條件，是受助者保持貧困，而且能夠證明這是非自願的。此外，受助者或多或少必須忍受一些侵擾和羞辱性的程序。在那些與工作相關的社會保險制度發達的國家（在這種制度下，領取退休金或其他定期給付的資格，主要在於曾受雇或自雇一段時間），必須承受這些影響的僅限於相對少數人。但是，隨著上述趨勢持續下去，受影響的人口比例將愈來愈大。事實上，生計不穩的人口將進一步增加，因為很多基於個人關係的非正式保障將繼續減弱：家庭破裂的比例愈來愈高，核心家庭愈來愈小，工作流動使大家庭的成員分散到相距遙遠的地區，在地社群因此受到侵蝕。因此，倘若未來缺乏有意義的工作這個問題只能以有條件的最低收入保障方案處理，理應解放人類的技術進步看來反而將奴役愈來愈大比例的人口。 有其他選擇嗎？對決心為所有人爭取自由的人來說，處理今日空前難題和利用今日空前機會的恰當方法，確實需要某種最低收入方案，但它必須是無條件的。在巴西倡導基本收入政策的從政者蘇普利希（Eduardo Suplicy）說：「想出去就要從門走。」他這句讓人耳熟能詳的說法是想指出，助人脫貧最顯而易見、最好的方法就是提供基本收入，正如離開房子最顯而易見、最好的方法就是從門走出去。但有一點至關緊要：基本收入方案必須符合嚴格的無條件標準。如果我們採用某些寬鬆的標準，既有的一些方案已經可以說是「無條件的」。基本收入因為是一種公共救助而非社會保險，它們並非只服務那些付了足夠保費、符合領取社會保險給付資格的人；它們通常也並非只服務所在國的公民，而是也保障其他合法居民，而且是支付現金，並非提供實物商品或服務。但是，基本收入的無條件特質還有額外的涵義：它是絕對個人的權利，與家庭狀況完全無關；它提供給所有人，領取者不必通過收入或經濟狀況審查；它不要求領取者承擔任何義務，例如不要求領取者工作或證明自己願意工作。在這整本書中，我們提到「基本收入」時，是指在上述三方面不設條件的基本收入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