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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主義們：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牛津非常短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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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該如何定義？一個「幫助團體打造並實現共同目標的人」。——Joseph Nye 我們太常把領導這件事簡化為不是強就是弱；然而，要發揮有效的政治領導，可以說有百百種方式，當然導致失敗的政治領導也是百百種。我們總是責怪某些領導人讓經濟變壞，讚許某些領導人力行社會改革，卻鮮少提出疑問：為什麼有些人會成功有些人就失敗？ 牛津大學的亞契．布朗教授研究了過去一百多年來的政治領導人之後，提出一個挑戰所有人常識的看法：那些在決策過程中力壓同儕、不容異議的強勢領導人，就是比較成功，也比較值得讚許的嗎？我們總是認為那些會聽取別人意見的領袖是弱勢領導，但事實證明最願意和別人合作的領導人往往會產生最深遠的影響。 從小羅斯福總統、詹森總統、柴契爾夫人這種把權力往外擴展的領導人，到戴高樂、戈巴契夫和曼德拉這種促成體制變革的領導人，亞契．布朗重新審視形塑了這個世界的各個領導人。他提醒我們不要把過度自負的個人所擁有的過度權力等同於優秀的領導。
亞契．布朗（Archie Brown） 英國牛津大學名譽政治學教授，曾任牛津聖安東尼學院俄羅斯與東歐研究中心主任。2010年榮獲英女王鑽禧獎章政治學研究終身成就獎。咸認是蘇聯、共產黨、冷戰與政治領導方面最傑出的學者之一，曾於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訪英前夕給予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相關建議。
謝佩妏 清大外文所畢，專職譯者。譯有左岸出版《城市的歷史》《以阿拉之名》《1492》《古拉格的歷史》《橡膠帝國》等多部作品。
DISARANKAN OLEH
布朗證明了，看似有力的強勢領導特質，輕則導致決策錯誤，重則造成無以計數的死亡。本書雖然是討論政治領導，卻可以讓我們在讀完後對一般的領導產生更深的理解。——比爾．蓋茲2016年選書 深刻，睿智，好久沒看到如此重量級的政治論著。亞契．布朗針對各種民主與威權體制進行透徹、廣泛的分析，證明了一般人所普遍相信的「強勢領導才是解決政治問題的答案」，根本就搞錯方向，甚至會帶來災難。——Ian Kershaw，《希特勒：權力的側寫》作者 將近半世紀以來，亞契．布朗都是世界領袖和當代社會最敏銳的觀察者，從戈巴契夫的蘇聯到柴契爾的英國等等……無論是地位穩固或剛要崛起的領袖，都應該留意這本出現得正是時候的論著中提到的教訓。——Charles King，喬治城大學政府與國際事務教授。 一本探討現代政治領導的重量級著作，提供了對照的、修正主義式的歷史論述……政治領袖、評論家、尋找成功領導該（或不該）具備何種特質的教授和學生，都能從本書得到收穫和樂趣。——Alfred Stepan，哥倫比亞大學政府系教授 一項宏偉的成就。本書結合了大膽的概念分析和對領袖的鮮明描寫，舉凡史達林、希特勒、羅斯福、邱吉爾、毛澤東、卡斯楚、詹森和曼德拉都包含在內。一般讀者會因為其中的精闢洞見而讀得津津有味，世界各地的學生也會把它當作不同領導方式的明澈指南。——William Roger Louis，美國歷史學會前會長 對民主、專制和極權國家的領導方式做了精湛的分析。作者援引了不同體制的豐富實例，並提出中肯的見解及精確而透徹的解釋。讀來十分享受，理應成為政治思想的當代經典。——Jack F. Matlock Jr.，美國前駐蘇聯大使
ISI KANDUNGAN
序 引言 第一章、把領導人放進歷史脈絡 第二章、民主政治的領導：迷思、權力、風格 第三章、開創型領導 第四章、轉變型領導 第五章、革命和革命型領導 第六章、極權領導和威權領導 第七章、「強勢領袖」的外交政策假象 第八章、哪一種領導才是我們想要的領導？ 誌謝 注釋 名詞對照
KATA PENGANTAR
序 這是一本論述性的著作，書名即直接點出本書的中心論點。一般認為，傳統定義下的強勢領袖，即獨攬大權、呼風喚雨、主導決策的領導人，就是最受人民愛戴也最成功的領導人，而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戳破這個錯誤認知。這一類的領袖當中有一些人風光得意，但整體而言，政治大權掌握在一人手裡往往導致重大缺失，甚至種下禍害，掀起血腥屠殺。 書中也探討了政治領導的其他面向，但我所謂強勢領導的迷思，仍是串連起所有針對民主領袖、革命領袖、威權領袖、極權領袖等討論的主軸。民主領袖之所以造成的傷害較少，正是因為權力受到政府以外的力量牽制。然而，當今民主國家普遍有種危險的錯覺，以為領導人愈能掌控其政黨和內閣就愈成功，而合作型的領導方式反而代表領導人軟弱無能。此外，合作型的政治領導帶來的好處也經常被忽略。 書中的例證來自許多不同的民主國家（以英美兩國為主）以及威權和極權國家。研究這類獨裁政體時，共產國家的領袖以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特別受到我的關注，但本書討論的範圍不僅限於以上提過的國家和領導人。探討威權國家革命運動那章，範圍從墨西哥涵蓋到中東。 在歷史框架上，本書希望把整個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至今的發展都包括在內。儘管寫作上必須有所取捨，但我希望提出的結論能有較為普遍的效度。這本書是寫給所有好奇政府如何治理國家的讀者看的，但我期望書中提出的論證也能對政治人物及政治類作者產生影響。 寫作期間，尤其是前面更長的構思期，我不只參考政治傳記、文獻、報紙和其他大眾媒體，還有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及社會心理學家的著作。此外，跟不同國家的政治人物會晤也提供我不少材料，包括跟不同政黨的英國首相及外長的特別專訪、一九八○年代參與英美兩國的政策研究會、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與前政府首長一起參加的討論會、與共產政權高官的會面（通常在他們下台或免職後，但有些共產黨的改革者例外）。 本書是五十多年來的政治研究，以及在北美、歐洲和亞洲各地考察及演講的結晶。除了英國，我待最久的國家是美國，包括在耶魯大學、康乃狄克大學、（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擔任政治系客座教授，以及在（印第安納州）聖母大學凱洛格國際研究所擔任客座研究員。 我在俄羅斯待的時間也差不多那麼久，橫跨蘇聯和後蘇聯時代。最早在一九六六年一月拿英國文化協會的交換學生獎學金前往莫斯科三個月，隨後又在莫斯科大學就讀一年（一九六七到六八年），同樣由英國文化協會資助。此後我造訪俄羅斯多達四十幾次。 政治領導是個我從很久以前就開始關心的重要議題。我最早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文章（一九六○年代），有一篇寫的就是英國首相的政治權力，特別是這些權力所受的約束。除了從圖書館找資料，我也訪問了資深政治人物，那一次是英國兩大黨的重要閣員和前閣員。此外，早在一九八○年我就在耶魯大學政治研究所開過一堂比較各國領導人的課，特別是美國和法國的總統、英國的首相，還有蘇聯共產黨的領袖。 我對民主領袖的權力及其限制的研究興趣，早在就讀於倫敦政經學院時就已萌芽。事實上，大學入學面談時，招生委員會主任瑞金諾．巴沙特（本身就是英國政治專家）就建議我多讀政治人物的回憶錄。我聽從他的建議，往後也從不同國家購得大量政治人物自傳（和傳記）。學生時代能買到這些書，要感謝很多政治人物的回憶錄都廉價出清，只要花少少錢就能買到。政治人物的選擇性記憶和回顧雖然有其侷限，但也可能帶來啟發，有時還在作者意想之外。 我畢業後的第一個教職在格拉斯哥大學。一九六四到六五學年間，和系上同事約翰．麥金托許（後來成為國會議員，最近出版重量級著作《英國內閣》）的論辯，進一步激發我對政治領導的興趣。麥金托許（以及當時工黨政府的國宅與地方政府部長理查．克羅斯曼）認為，以「首相政府」來形容英國政治體系最貼切，我無法認同，於是寫了上文提到的長文加以反駁。 不過，英國到底是首相政府還是內閣政府這個老問題，並非本書想探討的主題。我感興趣的是，民主領袖是否多半如一般認為的那樣掌握大權，以及選舉勝敗的決定因素是不是在領導人身上，諸如此類的問題。我也想要進一步質疑，國家元首是否有權利掌握所有重要事務的最後決策。有些領導人會積極鼓吹這種主張，也會演得好像他們真的有這麼做。我卻認為，這樣的主張既無助於提升政府效能和明智的政治判斷，也不利於民主的正常發展。 市面上有很多探討政治領導的書，講商業領導的書更多。本書把焦點放在政黨和政府領導人，但有時也會把討論範圍擴大。領導風格在各種組織中都很重要。即使是羅馬天主教會如此階層分明的組織，也曾有人——而且來自最高階層——指出一人統治的缺陷。教宗方濟各最近在一次訪問中進行了一番有趣的自我批判，也提出了他的自我期許。他在「區區三十六歲的『誇張』年紀」，就被任命為阿根廷耶穌會的省會長，他認為自己當時的領導風格太過專制。他說，「就是我那種威權的決策方式出了問題，」以致給人他是「右派」甚至「極端保守派」的錯誤印象。如今，他偏好協商式的領導風格。樞機團在推舉他為教宗的祕密會議中曾力勸他成立顧問團，他也從善如流，任命了八名樞機主教組成顧問團，他們也真的要求羅馬教廷要改革其官僚制度。教宗希望與這八人顧問團的會議是「真正的協商，而非空有形式」。 接下來的篇章有一個特點：對極權及威權政府的著墨，幾乎跟民主政府一樣多。現今生活在獨裁統治和民主政權之下的兩方人數幾乎不相上下，因此這麼做也不無道理。此外，真正的專制統治，可以在討論美國的「皇帝總統」和英國、加拿大或澳洲的「首相政府」時，不時提供一種不同且有利的觀點。在威權體制下取得政權的領導人，不只可能在自己國家造成大規模的破壞和苦難（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再差，也難以造成同等程度的破壞），也更有可能推動改革，雖然這樣的例子少之又少，也需要天時地利的配合。毋庸置疑的是，有些領導人較其他領導人更有建樹，但我要說，那些值得我們給予最大敬意的人，往往不是絕對大權在握的人。好的領導人需要許多特質，每項特質的重要程度都因時、因地、因狀況而異，無論如何都不該跟個別領袖的過度自大和過度擅權混為一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