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二版）

李孝定 　　湖南常德人。1918年3月1日，生於仙池鄉花巖溪祖宅。三歲啟蒙，從黃笙陔先生學，其後亙十四年，出則肄業於學校，歸而習經史古文，文辭根柢，遂得厚植。十一歲高小畢業，成績特優，入省立三中。民國二十四年，入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二十六年抗日軍興，隨中大遷重慶，二十八年畢業。二十九年考取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逾歲入學，所長傅孟真先生命赴四川南溪李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寄讀，三十三年，獲碩士學位。隨即受聘為史語所考古組助理研究員。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先生負責籌辦史語所復員圖書古物運送工作，三十五年返抵南京。三十六年，借調南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為專門委員，襄助李濟之先生。未幾，奉史語所命赴北平整理日人侵華時東方文科圖書館等處藏書。三十八年，史語所遷臺，先生輾轉歸所，同年升副研究員。時傅孟真先生任臺灣大學校長，召先生為中文系合聘副教授兼校長室秘書。五十二年史語所晉升研究員，臺灣大學同時晉為中文系合聘教授。七十七年自中研院退休，東海大學禮聘先生為中文研究所講座教授兼所長。八十年，辭東海聘，而臺大中文研究所復力請講授文字學專題，以迄臥疾。 　　先生就讀中大期間，從胡小石先生學甲骨，畢業論文為《商承祚「殷墟文字類編」補》，一生致力古文字之學，實緣此始。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寄讀李莊史語所時，從董彥堂先生專攻殷契。先生依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篇》例，並陳研契諸家考釋甲骨文字之說，而附以案語。歷三年，完成碩士論文《甲骨文字集釋》，共六十萬言，同時導師為唐立庵先生。時戰亂初定，未及梓行，而稿遺北平。先生於民國四十八年重作《甲骨文字集釋》，以孫海波《甲骨文編》為底本，博採眾說，定以己見，分別部居，一仍許慎《說文》舊貫，裨使檢一書而諸說並陳，考一字而淵源悉備，既可為初學者升堂之階，又可為積學者商兌之資。焚膏繼晷，歷五年半而成，凡一百五十萬字，蠅頭細畫，皆自手書。治殷契之籍，斯最為鉅著。先生晚年更率史語所同仁門生，踵事增訂，惜業未竟而歸道山。 　　先生於金文研究，著有《金文詁林附錄》（與周法高、張日昇合編）及《金文詁林讀後記》二書。《金文詁林》為周法高先生編著，以容庚《金文編》三版為據，依《說文》次序編排，逐字羅列諸家之說，圖形文字及未識之字，則編為《附錄》。周先生於集錄《附錄》諸家異說同時，力請先生抒以己見，編入《金文詁林附錄》書中。先生於每字條下皆發議論，於其中獨創新解者約百餘條，皆前人之所未發。其後更撰《金文詁林讀後記》，貫聯甲文，縷析文字繁衍變革，論定眾說，而創見尤多。又作〈從金文圖畫文字看漢字文字化過程〉一文，闡釋中國文字由原始圖畫演變之過程，歸納若干規律，與六書說相表裡，皆前人言文字演變過程者所未及。 　　許慎《說文解字》，千餘年來，學者奉為圭臬。但許君少見真古文，故其說解文字之初形朔誼，間有乖違。有宋以降，金文之學漸興，至清而益盛，然而《說文》學家，囿於許說，於金文家言，少所採信。降及近時，甲骨出土，數十年間蔚為顯學。先生治甲骨金文，以其所得，檢視許說，著《讀說文記》，以丁福保氏《說文解字詁林》為底本，取其與甲骨金文並見之字，紬讀諸注，慎加論略，于諸說未安者，間書己見，於文字結構演變之軌跡，創發尤多，裨讀者于紛紜眾說，知所適從也。 　　先生留心陶文，始於民國三十四年，撰〈小屯陶文考釋〉，發現陶文與甲骨文形體結構，幾于全同，以為陶文與日用文字應有密切之關係。此文晚至四十五年史語所遷臺後，發表於《小屯》考古報告《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輯以為附錄。此一研究，實為日後先生倡議從陶器刻劃符號探索漢字起源之工作開啟先路。 　　五十三年，李濟之先生於史語所組織「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擬根據數十年累積之考古田野工作成果，編寫可信之中國上古史。先生負責「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專題，深感古史綿邈，文獻不足為徵，河圖洛書，傳說無從稽考，遂從分析甲骨文著手，撰成〈從六書的觀點看甲骨文字〉，闡明文字發展之過程，並證明晚商適處於形聲字發軔之初期，確定甲骨文在漢字發展過程中之相對位置。以此立足點，上溯史前，博採新出田野考古報告，於《西安半坡》，獲知該處仰韶文化遺址出土陶片上刻甚多符號，以為當與早期漢字有關，遂廣收當時可見之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及殷墟小屯等陶器刻劃符號，對其文化類型、年代、有字陶片比例、刻劃習慣等，作縝密分析，遂撰成〈從幾種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觀察蠡測中國文字的起源〉，於五十八年發表。此文指出陶文為早期漢字之雛形，明示漢字起源探索之途徑。六十年出版之《中國上古史》（待定稿）所收先生〈漢字的起源與演變〉一文，即合上兩篇而成。陶文與漢字起源研究，已成近年探索漢字起源之重要課題，先生實首倡之。 　　田野考古出土陶文材料日多，先生更陸續撰成〈再論史前陶文和漢字起源問題〉、〈漢字起源的一元說和二元說〉、〈符號與文字－三論史前陶文和漢字起源問題〉等系列論文，論證陶器刻劃符號性質及漢字起源之關係，宏觀微察，為討論漢字起源及演變，奠定重要的基礎。先生關於此一問題之論述，七十五年結集出版，題為《漢字的起源與演變》。 　　先生晚年更著〈研究漢字起源與演變的幾點心得〉、〈殷商甲骨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上的相對位置〉及〈試論文字學研究的新方向〉等論文，強調文字演變，有其條理脈絡可尋，主張文字學之研究發展，需持動態觀點，由不同時代之文字，全面觀察，系統描述，不拘定例，識其變遷，則於中國文字之發展，蓋可得其軌轍。 　　先生畢生致力學術，在漢字研究方面，總結經驗指出「窮其原委，貫其會通」，以為門生後學治學之方軌。教學工作，則南洋、東海各歷有年，而以臺大中文系所前後二十三年為最久，除文字學、古文字研究專題課程外，曾講授歷代文選，蓋先生於古文，寢饋實深也。 　　先生自少深度近視，南洋晚期，目力更衰，左眼竟至失明，晚年右眼日翳，而指導研究生論文，仍細閱詳批，不肯稍有忽略。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為冀改善視力，入臺北榮總摘除白內障，發現顱內實有腦瘤，經手術後陷於昏迷，至八十六年（1997）八月二十四日逝世，享壽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