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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什麼事是喝一碗奶茶不能解決的...我的人類學田野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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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貼布畫 土地與人的生命故事, 豐田村的前世今生, 臺灣族群的足跡。 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兩代社區工作者結晶。 「一個有故事的地方,那裡的人必定對它充滿感情;這些孩子會透過這些故事知道自己從哪裡來?我是誰?將來或許有一天,他們為種種原因離開花蓮、離開東部、離開台灣……但是他們不會迷路,需要回家的時候,會知道方向。」 2018年的Unknown Asia Art Exchange OSAKA展覽,評審在216個亞洲各國的藝術參展者中,將「Kanoknuch Sillapawisawakul賞」頒發給來自台灣東部的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獎勵二十年來由兩代社區工作者,引領東部超過40個村落、近千名長輩用他們止不住顫抖的雙手,捏著小小塊的二手衣物碎布,沾著糨糊,一片一片創作自己的生命故事。關於戰爭的恐懼、貧困的滋味、女性處境、遷徙的足跡,以及對家人的思念、往者的追憶……一幅幅畫面,也凝固了東部各個時期的生活圖像。 豐田村曾是日本「未竟的殖民村」,加上後來的新移民,說豐田村是個不斷移出移入的聚落,一點也不為過,而透過這些「個人」生命經驗集合在一起,便形成了「集體」的豐田村誌,以及台灣東部發展史。 本書由貼布畫出發,配合長者的口述,將圍繞在豐田以及鄰近所發生的故事串連,顯現百年來人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樣貌與發展。不僅是地方誌,也是台灣史的註腳之一。 「或許,許多故事、許多豐田乃至臺灣的歷史之謎,終究還是會為歷史淹沒,永遠消失。但那都是我們這一片土地的前世。台灣的前世,比我們想像的還悠久,而臺灣這一片土地的今生,就從你認識她的此刻開始⋯⋯」
楊富民 1992年生,東華大學華文所碩士班,社區工作者,專職社區營造與輔導、地方發展、青年培力以及地方文化與藝術工作。
DISARANKAN OLEH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黃宗潔(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須文蔚(詩人、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特聘教授) 楊翠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劉克襄(作家) 劉秀美(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ISI KANDUNGAN
一、 大轟炸 空襲警報 米軍的大鳥 二、 流徙 米棧村的養女 溝仔尾的香妹 本願寺銅鐘 不動明王 阿玉的綁腿布 三、豐田玉 發現寶玉 失玉之後 四、他鄉、故鄉 船過黑水溝 離家出走 想家 回「家」 新住民
KATA PENGANTAR
推薦序 講好花蓮故事,由豐田開始—— 斑斕的工藝,素樸的文字,編織、縫合後山百年故事。 藝術敍事,鄉土情懷,歷史記憶,民間智慧,田野調查,庶民文學。 這是一本奇特而動人的地方誌,生命史。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看到書名的「村誌」二字,或許令部分讀者卻步,以為地方誌會充滿古奧難懂的歷史文獻、或是讀來枯澀無味,但《後山來去──豐田村誌》卻是一本打破上述刻板印象的作品。牛犁協會透過「藝術敘說」的方式,不只讓長輩們的口述歷史有了可供著力的起點,也讓記憶得以被視覺化,凝結在既繽紛又樸拙的「貼布畫」中。故事太多,無法一一盡錄,因此本書選擇透過幾位主要敘事者的經歷,串連起以豐田為圓心的歷史,再穿插若干結合貼布畫的簡短口述,相互交疊出這個「未竟的殖民村」的前世今生。它是關於一個村子的故事,也是關於戰爭、歷史、族群、女性、移動、婚姻、地方經濟……的故事。而這些動人的口述史所帶給我們的,毋寧是一個更重要的訊息:人的身分與認同,從來無法被化約在單一的符碼裡。 事實上,以貼布畫進行敘說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種提醒。一個畫面,可以是一段經歷、一種身分、一個地點、一些物件;有些故事貫串了一輩子,有的則始終停格在某個時間點──畢竟,人們記憶與解釋歷史的方式各有不同,有自己面對及度過磨難的態度。看似明亮的用色,描述的可能是令人心驚的轟炸與創傷,較為黯淡的,也可能是雲淡風輕版的「我這樣過了一生」。若單憑視覺印象貼上標籤,就會忘了敘說的意義正在於圖文未必要相符,而是相互補充與「再發現」的過程;更重要的是,若將一幅畫視為整體,湊近凝視,就會發現每個細節都來自不同的布料,有著殊異的紋理,任何單一元素,都無法充分呈現內裡的複雜性。《後山來去》的本身,無疑也是這樣一幅以豐田為主題的大型貼布畫,既反映出高度的時代共性,也訴說了獨一無二的生命敘事。 —— 黃宗潔(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楊富民是個固執的青年,從讀高中開始,他就守在一方小村,為長輩記錄故事,帶動阿公和阿媽製作貼布畫,從一個一個生命故事中,還原臺灣人流離、遷徙與苦難的歲月。透過他的努力,花蓮的長者參與了國際的畫展,有自己的三媽藝術節,製作專屬銀髮族的「山海襪」,召喚了一大批的青年朋友,建構花蓮社區創生的奇蹟。現在楊富民透過口述與貼布畫,完整還原了村頭的歷史,把記憶的詮釋權從官方奪回,交給創造時代的人們和土地,讀來令人震動! ——須文蔚(詩人、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特聘教授) 兩代社區工作者,行腳超過二十年,以藝術說故事,透過文字與貼布畫,多線敘事,多音交響。 從土地母體出發,循著地誌水文,以一則則生命故事,編織成一帖島嶼身世簿。二戰時期美軍空襲、家族鄰里合力蓋屋、發現寶玉的喜悅、女性在婚姻家庭與自我生命間的盤桓追索……所有故事,都與離家與返鄉的永恆辯證有關。 我們心中都有一處田水豐美的家園。這本書,是一張地圖,是一部導覽手冊,也是一個熱情的領航員,帶領我們返回自己的鄉土。 ——楊翠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緣自豐田小村鎮的交會,我和牛犁(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兩代工作者都是多年老友,在許多社區事物也有多方的交流和切磋。上一代以自己在第一線實務操作的寶貴經驗,以及執著精神,經常補足我在偏遠鄉鎮的疏離。下一代則以年輕人的熱情和浪漫,創造諸多有趣的生活可能,拉近我跟鄉鎮青年的距離。 關心社造多年,有此巧合機運自是相當珍惜。在我的認知裡,牛犁本身的學習和摸索無疑也是許多臺灣社區的典範。本書的出現讓我隱隱感覺,那是他們積累許多豐沛經驗,渾然成熟的作品。透過長時田野的調查內涵,我們不只看到了豐田村的歷史,也更加清楚這個社區協會多年的努力,既從容又完整展現的斐然成績。 ──劉克襄(作家)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大轟炸、流徙、豐田玉, 他鄉還是故鄉。 苦難與美好共譜一世紀的豐田故事, 這是一本地方耆老以生命記憶拼貼的豐田, 是地方,是人,是情感,也是歷史! 花蓮因《後山來去》而耀眼, 豐田因它而飽滿。 走入時光隧道, 豐田歲月層層疊疊。 是那動人心魄的百年敘事。 ——劉秀美(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前言 這座島嶼過去漫長的一段時間,被國家、家國、國族意識以及和中國對抗的情境綁架,舉凡認同、歷史、族群、人民,幾乎都在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服務。直到這一代,我們才恍然想起這麼一個問題──臺灣是什麼?誰是臺灣人? 自荷鄭時代以降,臺灣長期處於各種政治目的底下:荷蘭時代的航海據點,是大航海時代的前哨站;鄭氏王朝的反清復明基地,以對抗另一個國族;施琅的《恭陳台灣棄留疏》,期望臺灣成為大清領土的海外屏障;日本時代的「大東亞共榮圈」,為日本帝國主義開展;近代則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以及進入解嚴,貌似成為當代美中關係下的無煙戰場。 將近五百年,臺灣已然成為一個為他國、他權存在的島嶼。雖然我們不斷宣稱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看似如此,真實的情況又如何?我們有「權」嗎?我們的「主體」又是什麼呢?這樣曖昧不明的臺灣,會是那個反共剿匪的臺灣嗎?還是更應該追溯到原住民文化的南島語族文明?又或者追索《馬關條約》?探詢日本投降的《終戰詔書》與《舊金山和約》……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解答,每個人都能夠宣稱自己是臺灣人。這樣一個紛雜且眾聲喧嘩的島,正好是這五百年來結下的「果」。 然而,臺灣到底是什麼?答案看起來明確,臺灣就是臺灣,不是過去任何時期的臺灣,是當下、此刻,我們所居住的島嶼。不過這樣的回答仍然讓人心虛,生於斯、長於斯的我們這才發現,我們竟然沒有能力為這座島嶼詮釋;我們這才發現,我們並沒有真正明白臺灣是什麼,甚至都不能夠肯定誰是臺灣人。 這本書試圖藉著微觀臺灣人的故事,讓我們從不同角度思考臺灣是什麼、誰是臺灣人。坦白的說,這本書並不會給任何一個人解答,因為臺灣也不會是這一本書,又或者一個東部足以代表。 故事來自於花蓮東部,一個名為豐田的小村莊。這一座小村莊,它除了是我這輩子的家,我至今未曾離開過的地方之外,它在整個臺灣史裡還有著特殊的一面。某個時間點、某種程度上,它純然是個移民村。這座小村在一九一三年由日本政府建立,近百年來,各地遷徙到此的人們,經歷了戰爭、天災、疾病,有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最後重新出發,終於在這一片土地落地生根,成「家」、成「鄉」。 從這樣的一個小村宏觀整個臺灣社會,你會發現它其實就是整個臺灣的縮影。人們不斷在島內外移動,甚至在南島語族文化中、原住民的歷史中,也是不斷的移動,尋找新的故鄉,建立新的家園。 這本書的故事,是由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兩代的社區工作者們,花費近二十年的時間,從一九九六年開始蒐集,並以單純的口述歷史、史料調查和近期發掘的藝術敘說方式,擴大更多村民投入。它是一個由村民大家集結起來的村史、村誌。 口述的方式與過往有所不同,在於所謂的「藝術敘說」這一部分。它最早的起源,是我們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許多耆老雖然擁有故事,卻缺乏敘說能力,因此協會藉由藝術創作方式,刺激他們以圖像「描繪」個人的生命經驗,將過去的記憶用拼貼畫面呈現。於是這些豐田村的長輩們,用他們止不住顫抖的雙手,捏著小塊、碎片的二手衣物,沾著糨糊,一片一片黏貼在畫板上──也是接下來你會在書中看到的那些可愛、稚氣、樸拙的插圖。 截至今年(二〇一九),牛犁協會前前後後跑過了東部四十個社區,蒐集近千幅生命故事的「貼布畫」,有關於戰爭的恐懼、貧困的滋味、女性的為難、遷徙的足跡,以及對家人的思戀、往者的悼念……這些個人的血淚史,集結起來卻也是整個族群的遷移史與生命史。 這麼龐大的故事資料,到了撰寫成書的階段,難免面臨諸多取捨。令人感動的是,長輩們完全諒解我們的無奈,甚至認為他們只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一件事情。他們渴望自己曾經走過的歲月,不會因此消失;渴望告訴後代,在同一片土地上曾經發生過的故事;渴望被人記得,生命被不同的方式流傳。 他們甚至渴望告訴下一代、下下一代的臺灣人──這座島嶼是你們、是他們、是我們的家。 這也是我從小在這座村莊感受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客家族群、閩南族群、原住民族群、外省族群,他們是我的朋友、是我在這片土地上的家人。我們許多時候並未真的細分他們是原住民、客家人,又或者如我是外省家庭。雖然知道,彼此會在習俗、信仰,略顯不同。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同樣在這片土地上,互相照顧,與深愛對方。
KANDUNGAN BUKU
大轟炸 米軍的大鳥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十月,米軍派出三千三百五十二架飛機轟炸台灣,若男因此十月過後停止了學業。那天「大鳥」飛過豐田,躲在溝底的若男看見了,三妹也看見了。三妹當時出門換生活物資,正從森本(今花蓮縣壽豐鄉豐裡村一帶)走回大平(今壽豐鄉豐坪村)。戰爭越拖越長,生活裡如鹽、糖、米、醬油等開始管制,後來連火柴、木炭、蛋都是「切符制」,需要用票券兌換,連農業用肥料,衣著纖維產品也限量。 三妹的養父這時幫日本人做長工,沒辦法像其他漢人有土地耕種,可以偷偷藏作物,何況私藏作物,一旦被發現可會挨警察一頓棍打。養父的工錢還算可以,不過就算掙得再多也買不到吃的,幸好養父狩獵技術不錯,時常有一些收穫以度過斷炊的日子,只是打獵也得悄悄上山,設下陷阱,再悄悄查看。 空襲那一刻,她手捧著一袋配給米,正看著一班火車經過,車上載滿甘蔗與背著大包、小包行囊的人們。有人向她揮手,她於是把米放在地上也朝他們揮手,一直到火車遠去。回家路上,她故意彎進甘蔗園裡。她喜歡高高的甘蔗,一根根挺立在田地上,一叢叢茂密得像迷宮一般。趁附近工作的大人沒注意,竄行甘蔗園,左拐右繞,非常有趣,如果到頭來都沒被發現,更像是完成一項偉大的壯舉。但這天,甘蔗園才走到一半,依稀聽到嗚咿嗚咿的警報聲,遠遠近近就騷動起來。或許防空演習慣了,三妹一開始並不心慌,雖然有些緊張,但還是「按兵不動」。之前日本人也教大家《台灣防空讀本》,縱使空襲每個人都有工作,家家戶戶與左右鄰居分工合作,成年女性一部分協助年幼孩子躲避,一部分準備運水、撲火;成年男性工作更複雜,除了救火救災,還需隨時準備與敵軍戰鬥,唯有年紀小的兒童可以單純躲避。這些十一歲的三妹都懂。 所以,大家都在觀望,先是看看附近有沒有日本警察,若沒有,就原地等待警報解除;若有,就依照《讀本》拿梯子、水桶,又或者掩護孩童進入防空洞⋯⋯甘蔗林遮擋了他們的身影,也遮蔽了他們的視線,誰都沒看到天際那幾在逐漸靠近的黑點,直到警報聲響換成震破耳膜的轟隆隆,抬頭一看,不得了,米軍的「大鳥」!三妹再也顧不得玩了,米袋一拋,逕找有人的地方跑去,跟著他們跑了起來。「大鳥」越來越近、越來越近,三妹跟著逃的大人眼看跑不過飛機了,於是回頭猛地把她抱起、撲倒,緊緊摀住。 三妹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大鳥」已從他們頭上飛掠而去了。如今八十多歲的她還記得,同村阿姨緊緊抱著她,和她一樣全身顫抖;什麼聲音都聽不見,全世界在那一瞬間反而寂靜無聲。「大鳥」上的人盯著她,沒有任何表情,就這樣看著她,一眨眼也隨「大鳥」消失而去。 爆炸與機槍的聲響隔了好一會兒才傳來,她和阿姨幾乎等了有一世紀之久。站起身來,阿姨幫她拾起米袋,挑揀散落一地的米粒。走出蔗田,看見警察騎著單車遠遠趕過來,三妹沒忘記向他問好。警察前來教訓那些空襲時還佇在田邊的工人。這時,有人從火車站那兒跑來,一路喊著火車死人了。眾人於是紛紛拿起農具,一起往火車站奔去。 三妹回到家才知道,那天火車遭米軍掃射槍砲,車上沒有幾人生還。包括那些與她揮手道別的吧,他們真正的離開了。 日人大撤退 本願寺銅鐘 要回國了。但他們的家在這裡,國在海的那裡,回國就是離家。 戰敗的消息傳來,日本人提心吊膽,一開始盛傳夜裡台灣人將會有暴動,就連警察也告誡:「晚上早點睡,沒事不要開燈。」豐田自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全村通電以來,夜裡第一次完全陷入黑暗之中,連一小盞燭火也熄滅。 但,小松石夫依然堅持在傍晚點亮神社的石燈,因此,整條街、整座村,就只有神社這裡一光煢煢。點完燈,返家路上,望著街上一片漆黑,小松石夫還是不免有些害怕。想起父親在世時,曾向他說起日本移民初來乍到來,夜裡擔心可能會有原住民出草,大家輪流巡邏,因此也導致後來吉野村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