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大腦：病毒、細菌、寄生蟲 如何影響人類行為與社會

你的大腦不是你的大腦 而你不知道的感染，正在寄生全世界！ 　　這世界上存在許多人類肉眼看不到的隱形居民 　　他們入侵地球大多數物種的大腦， 　　把被寄生的宿主們當成司機、工廠、保母，甚至喪屍…… 　　最終，被牠們入侵的大腦， 　　將受到怎樣的制約、甚至走向全面失控？！ 　　★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選書 　　★《華爾街日報》、《科學人》雜誌、哈佛大學教授專業推薦 　　獅子、老虎、大白鯊可能是很多人心目中極具危險性的動物，然而在科學家眼中，寄生物可能才是人類最不願意見到的「敵人」！——中世紀歐洲有三分之一人口死於鼠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將天花、麻疹、流感病毒帶到美洲，殺死95％的原住民，世界重大傳染疾病在歷史上總是不斷重演。 　　寄生生物與宿主數十億年來的攻防從未停歇， 　　人類對疾病感染的懼怕， 　　即來自於對寄生操縱的防衛機制。 　　從螞蟻、蜜蜂、貓到人類， 　　一個隱形的寄生世界如何改變生物行為， 　　甚至操控我們的人生！ 　　●老鼠大腦被寄生後會主動接近貓？讓螞蟻自己身曝險境等待被殺死？ 　　●寄生生物會對宿主進行祕密外科手術，而且手術後宿主就形同喪屍？ 　　●被寄生的公蟹會變性成母蟹，活著只為了養育別人的小孩？ 　　●花蜜中的大量咖啡因，是為了讓遭寄生的蜜蜂提升記憶力？ 　　●人類被寄生後會變胖、仇視移民，甚至成為危險駕駛？ 　　●為什麼住同一個社區，有人會被寄生或感染致命病毒、有人不會？ 　　●病毒會改變我們的人格特質，對陌生的外來者或群體產生更多偏見？ 　　你的行為不是你的行為！ 　　這些肉眼難以察覺的寄生生物把自己藏在一道隱形的世界，牠們藉由寄生操縱宿主大腦以至人生。善良的寄生操縱者，如花朵會利用花蜜中的咖啡因來讓蜜蜂記住自己，以來回交叉授粉；然而，惡劣的寄生犯還會搶走宿主的養分，強迫宿主改變習慣、性格、價值觀，甚至自殺！ 　　人類對感染的恐懼，對疾病與髒亂的嫌惡，對道德的價值與政治態度，都是來自對寄生生物逐步發展而來的防衛心理。這雖有助人類鋪展通往文明的道路，卻也為社會至今尚存的重大分歧埋下了未爆彈。 　　「數世紀以來，人類遇到會散播可怕疾病的病原就會迅速躲避與隔離，例如痲瘋、腺鼠疫、結核病、小兒麻痺症、流感病毒株，以及近代的愛滋病病毒與伊波拉病毒。然而，新出現的疾病遠比今日無藥可醫的疾病還致命可怕。 　　一項研究顯示，面臨傳染病威脅的人較容易支持傳統價值觀，並且更厭惡違反社會規範的人；而任何讓我們聯想到感染風險的事物，都會加深我們對於失能、毀容、肢體殘缺，甚至肥胖與年老族群的偏見。」 　　從基因生命一路涉足地緣政治，一段探索寄生生物及其宿主心理與意識的偉大旅程！ 　　世界正在與一群隱形的敵人打仗。本書深入探索科學家迄今仍難以闡明的先進科學面貌，由此檢視這場已然成形的寄生風暴，同時揭開由古至今寄生生物的操縱真相。而或許寫出這篇文案、出版這本書，以至購買這本書的你，其實都受到了寄生生物的驅使……

前言 第一章 了不起的寄生蟲 第二章 搭便車 第三章 喪屍路 第四章 寄生催眠術 第五章 危險關係 第六章 是跟著感覺走、還是微生物走？ 第七章 微生物讓我胖 第八章 修復的本能 第九章 被遺忘的情緒 第十章 寄生與偏見 第十一章 寄生與道德 第十二章 思維的疆域 鳴謝

前言 　　我們喜歡把自己當成駕駛，選擇前進的方向、增減速度，以及判斷切換車道的時機。我們做出抉擇並承受後果。這是一個簡單明瞭、甚至人人都要擁有的觀念。因為一旦我們捨棄了自由意志，規定人們對自身行為負責的法律也會開始崩解。世界會變成一個失控且令人畏懼之地；科幻故事中常出現的喪屍、吸血鬼或作為性愛機器的外星人，正是人類對於瘋狂及受唯利是圖的生物奴役的恐懼。一個令人不安的想法由此而生，我們體內存在一位隱形的乘客，他可能也在控制方向盤，迫使我們違背心意開往另一個方向；即使我們鬆開油門，另一隻無形的腳反而踩得更用力。 　　寄生生物便有如那名隱形的乘客。牠們擅長愚弄人們的免疫系統，偷偷潛進人們體內搗蛋作怪。牠們會導致紅疹、傷口、疼痛與不適。牠們由內而外侵蝕人類：利用我們孵育幼蟲；榨乾我們的精力；使我們眼盲、中毒、殘廢，甚至死亡。但是，牠們的影響力不止於此。一些寄生生物暗藏詭計——那是一種深藏不露的強大威力，即便是專門研究寄生生物的科學家，也對此感到訝異與困惑。簡單來說，這些寄生生物是心智控制的高手。小至病毒、大至一百八十多公分長的絛蟲，都能透過各種狡詐手段操縱宿主的行為。而如今有許多學者強烈懷疑，這些宿主也包含人類。 　　我會寫這本書，是因為碰巧在網路上發現一件事。我是一名科學記者，在尋找有趣的寫作題材時，得知有一種單細胞寄生蟲（single-celled parasite）以老鼠的大腦為攻擊目標；入侵的寄生蟲會透過改變老鼠大腦的神經迴路（確切方法目前仍是學界熱烈討論的議題），讓原本畏懼貓的老鼠反而被貓吸引，進而誘使鼠輩們對天敵投懷送抱。這個結果不只讓貓撿到好處，也令人震驚地有利於這種寄生蟲的生存。原來，這種單細胞寄生蟲必須待在貓科動物的腸道內，才得以完成繁殖週期的下一階段。 　　這個真相讓我想到了自己養的貓，牠經常把死老鼠咬來我腳邊。之前，我常被牠這習慣嚇得半死，卻仍不禁讚嘆牠高超的狩獵技巧。但如今我好奇，聰明絕頂的是牠，還是老鼠體內的寄生蟲。 　　我繼續閱讀相關資料，發現了更多驚人訊息：這種只能透過顯微鏡看見的生物，也是人類大腦常見的寄生蟲；只要人們持續接觸貓的糞便，就有可能受到感染。美國史丹佛大學一位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神經科學家推測，這種寄生蟲或許也在操控人類的大腦。我聯絡他，想深入了解他推測的依據，他則建議我向捷克斯洛伐克（當時還未分裂）一位生物學家求助。「他有點瘋癲，」他警告我，「但我認為找他談談是值得的。」我打電話到布拉格找那位生物學家，他在我們通話的一小時內，說了一個跟我在職涯中聽過的任何傳說一樣離奇的故事。過程中，我好幾次都覺得電話另一端的人應該是個瘋子，但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專心聽他說。我對好的故事毫無抵抗力，而他說的故事，具備一流醫學驚悚小說的所有元素，以及詭異、駭人、古怪和啟發人心的環節。此外，如果確有其事，這對所有生物的健康影響深遠。 　　談話結束後，我四處打電話向其他專家求證是否真有這種寄生在貓體內的生物。一開始我有點怯懦，害怕自己這麼問像個笨蛋。不料專家們紛紛表示，那位科學家的主張雖尚未證實，卻值得慎重看待。他在人文領域的研究，以及追尋真相的漫長旅程，成為我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撰稿一篇長文的基礎，我也在本書其中一章提及他的主張及最新研究成果，以便各位讀者自行判斷。（特此警告：閱讀該章節之前，請勿驚慌失措地將愛貓轉送他人。我也將對各位詳細介紹，比起與深愛的寵物分離，還有許多方法更能有效抵抗感染。） 　　探究這個主題的過程中，我聽到了許多關於寄生生物控制心智的故事：例如寄生生物會迫使宿主成為牠們專屬的保鑣、保母、駕駛甚至僕人。有時科學家知道牠們如何成就這些豐功偉業；有時他們百思不得其解。在我看來，神經外科醫師與精神藥理學家或許能從寄生生物身上學到許多。 　　逐漸了解寄生物令人驚異的舉止之後，我就很難再以過去的角度來看待世界。在我們稱為天擇的奇觀背後，我很訝異寄生生物經常是幕後坐鎮的指揮官，左右掠食者與獵物間的對抗。我也在深入認識牠們的才能後，對於生態學和演化生物學，以及瘧疾、登革出血熱等蚊媒瘟疫的散播澈底改觀。 　　寄生生物操控宿主的強制手段具有許多令人不安的意涵，但我們對於這方面的理解並不全是悲觀的。事實上，有些微生物能促進人們的心理健康；而來者不善的寄生蟲除了得對抗免疫系統之外，還會面臨許多阻礙。 　　有愈來愈多研究顯示，宿主已發展出抵抗寄生蟲的強大心理防禦機制；科學家將其稱為行為免疫系統（behavioral immune system）。實驗指出，當感染威脅逼近，宿主會啟動行為免疫系統，促使身陷危險的生物依照既定方式回應，以降低風險。舉個簡單的例子，狗在受傷時會舔舐傷口，利用富含殺菌成分的唾液包覆受創部位。然而，人類等靈長類動物的防禦行為，似乎逐漸跟日益抽象且象徵性的思考方式脫不了關係。許多看似與病原體無關的習慣和特性，例如政治信仰、性態度或堅守社會禁忌的傾向，至少有一部分源自於刻意避開感染的潛意識欲望。甚至有證據顯示，周遭環境中病菌的存在與否——例如腐臭氣味或髒亂的生活條件——會影響我們的人格。 　　寄生生物直接或間接操縱人們的思考、感受與行動。事實上，寄生生物與人類之間的相互作用，影響的層面不僅僅及於人的心智，甚至涵蓋整個社會的文化與地域特性。這或許也說明了世界上某些病原體無所不在的區域，以及透過疫苗接種和衛生措施大幅降低感染威脅的區域間，為何存在令人困惑的各種分歧。已有無數證據表明，寄生生物在人類族群間「橫行」的現象，會影響人們的飲食習慣、宗教態度、擇偶條件與政黨傾向。 　　目前，這些主張的科學基礎尚未成熟，有些研究結果仍在初步階段，有些則可能禁不起檢驗。不過，相關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一個新的學門顯然正在成形。這個新興領域被稱為神經寄生生物學（neuroparasitology）。但是，不要被「神經寄生生物」這個標籤騙了。雖然這方面的研究目前由神經科學家與寄生生物學家主導，也同時吸引愈來愈多心理學、免疫學、人類學、宗教學與政治科學等各領域學者進駐研究。 　　如果病原體對人類生活的影響真的如此深遠，為什麼我們花這麼長的時間才發現這一點？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過去科學家都低估了寄生生物的複雜與奧妙。上個世紀中，這些寄生生物複雜的生命週期，加上牠們極微小的體型與巧妙隱藏在宿主體內的本領，讓相關研究不易展開。過去研究者認為寄生生物是低等、退化的生命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無知。他們把這些寄生生物無法獨立自主生活的特性，視為其低等地位的證據。在他們眼中，高居演化階層的宿主會被這種低級生物（也許還不具有神經系統）當成傀儡般操弄的假設，顯得荒謬可笑。 　　直到二十世紀末期，人類對於寄生生物的行為防禦仍被認為處在起步階段。其實人類這些最細微的適應行為——以自動化思維（automatic thoughts）與感受的形式表現——幾乎完全遭到忽視。原因或許是它們出現在大腦的意識邊緣，而事實上科學家們對於潛意識衝動的認識並不比一般人更多。因此這塊研究領域成了一團謎，也沒人試圖深入研究。 　　即便到了今日，寄生生物與宿主之間親密又複雜的關係，仍讓許多神經科學家與心理學家感到驚訝；而不用說，一般人在得知自然界如何導致寄生生物操縱宿主的現象後，更是嚇得目瞪口呆。其中一些手段極其巧妙狡猾，或許只有（同樣狡猾的？）人類或全能全知的上帝才想像得到。與這種操縱現象同時出現的宿主行為免疫系統，則讓人更難以領悟這些互動的起因。因此，我們在深入探討前不妨先想想，演化過程是如何出現這些轉變。 　　寄生生物與宿主互相競爭已達數十億年之久。最早出現的病毒，寄生在最早出現的細菌體內。等到體型較大的多細胞生物出現，這些微生物轉而在牠們身上開疆闢土。同時，寄生生物繼續演化成不同形式的生物，例如蛔蟲、蛞蝓、蟎蟲、水蛭與蝨子等。隨著生物的體型變大、構造愈趨複雜，天擇機制也向擅長躲避宿主防衛的寄生生物，以及最能擊退入侵者的宿主傾斜。 　　今日，人體幾乎各方面構造都見證了這種長久以來的競爭。我們最明顯的防禦構造是皮膚，可作為人體最外層的堅實屏障，抵禦生長在身體表面的微生物大軍。通往人體內的入口受到嚴密看守：眼睛流眼淚沖走入侵者；耳內長滿細毛阻絕小蟲；鼻子的過濾系統濾除空氣中的病原體。而試圖展開進一步攻擊的入侵者，只會遭遇更頑強的抵抗。舉例來說，呼吸道會製造黏液，包圍外來病菌；我們連同食物吃下的任何微生物，則多半會在汽鍋般的胃部慘烈陣亡，工業級強度的胃酸完全可以把鞋子燒出一個洞。萬一這些防禦全失守，還有免疫細胞挺身而出。這支免疫部隊由發現入侵者的哨兵帶領，負責吞噬病菌的白血球緊接在後，還有其他細胞記錄敵人的特徵，以便日後身體萬一遭受相同病菌襲擊時，可以迅速採取新的應變措施。 　　有鑑於這般密集火力，你肯定認為人類總是獲勝的一方。然而，寄生生物占盡優勢。與牠們的群體大小相比，人類的數量顯得微不足道。而牠們急速成長的繁殖率，更確保了總有少數能幸運產生變異，扭轉局勢。宿主與寄生生物的對抗，就像是一場永無止盡的軍備競賽。 　　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任何有辦法透過改變宿主行為、增加傳播管道（例如讓宿主靠近下一個宿主）的寄生生物，都能急速繁殖。宿主無法快速演化以阻擋寄生生物發動的每一個新招數，因此需要發展出能更廣泛保護自身的特性，例如排斥常見傳染源（陰暗的綠水、糞堆或其他表現異常的同類）的變異。這種心理調適的微妙之處在於，它抵擋的不只是單一的傳染因子，而是成千上百、甚至數千個有害病菌。這是以一擋百甚至擋萬的機會，演化機制不可能錯過。此外，人類也經由後天學習與文化傳遞，擴大與渲染抵抗傳染病的直覺反應，才能更進一步保護自己。這是正確的選擇，而事實也的確如此演變。 　　儘管凶猛的野獸、嗜血的鯊魚與操戈的人類是全人類的夢魘，但寄生生物永遠都是所有生物最可怕的敵人。歐洲中世紀時期，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導致歐洲三分之一人口死亡；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的數世紀，美洲百分之九十五的原住民死於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及歐洲入侵者與殖民者帶來的各種病菌；一九一八年，西班牙因流感浪潮中喪生的人口，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還多。當今地球上最致命的傳染原瘧疾（malaria）可謂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屠殺者。據專家估計，自石器時代以來，這項疾病已經奪走地球上半數人類的性命。如果我們能從寄生生物如何在人體間傳播、以及我們如何對抗這種海嘯般威脅中得到洞見，必定帶來莫大助益。 　　其中一個好處是，我們得以想出新的方法，阻止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致病原失控擴散；另一個好處是，神經寄生生物學領域的進展，可望更了解人類精神障礙的根本原因——這在過去並不被認為與寄生生物有關——也許還能在相關的預防與治療上取得成績；最後，這個領域為不遠的將來所帶來的最大希望，在於它能幫助人們更加認識自己及所身處自然界的位置。當然，一個新興領域的研究必然會提出挑釁的問題：如果病原體可以矇騙我們的理智，這在我們對於自身行為的責任上代表什麼意涵？我們真如自己所想的擁有自由意志？寄生生物在多大程度上定義了我們的身分？牠們如何影響人類的道德價值與文化規範？我在本書最後一章，也將力挽自由意志概念，但是請各位讀者注意，閱讀的同時，將會受到不小的打擊。

第三章　喪屍路（節錄） 到目前為止，我特別提到的操縱者都是寄生蟲，但牠們並不全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 有些寄生操縱者會改變其他生物的行為來謀取自身利益，卻也反過來提供宿主好處。從這點來看，或許稱牠們與宿主為共生體（symbiont）比較妥當。而由於這些好心的主宰者也挑戰了個體思想完全出於自身的概念，因此我會在後續討論中細談共生體。此外，人類可能也會受到牠們影響—有人懷疑一般人的體內細菌，會為了共生利益而控制宿主，之後我也會談到這個部分。但現在我們要關注的，是一種心地善良的寄生操縱者，牠們對人類的控制不僅點到為止，還讓咖啡與茶的愛好者樂見其成。故事的主角是帶著花瓣的毒販，也就是我們稱為花朵的芬芳物。 這個故事要從十多年前說起，當年德國製藥研究員發現多種花蜜都含有咖啡因。英格蘭紐卡索大學的美國神經行為學家潔芮汀．萊特（Geraldine Wright）無意間看到關於這項研究的報導，大吃一驚。種子和葉片含咖啡因不足為奇—咖啡因對昆蟲來說具苦味與毒性，可幫助植物驅蟲。但是，萊特驚訝的是花蜜含有這類成分。畢竟花蜜是開花植物用來引誘蜜蜂傳粉的甜食。於是她繼續閱讀報導，注意到花蜜的咖啡因含量比同一株植物的其他部位少上許多，因此這可能讓蜜蜂難以偵測。多年來，萊特致力研究蜜蜂，目標是釐清人類學習與記憶的根本機制；因為在分子層面上，蜜蜂大腦與人腦頗相似。她開始思考，這樣低劑量的咖啡因是否會像影響人類一樣，讓蜜蜂感到興奮？她有了靈感：也許花正是利用咖啡因來加深蜜蜂的記憶，好讓牠回來交叉授粉；同時，記憶大量花蜜所在地的蜜蜂也能從中得利。 萊特著手調查她的直覺，而她正好是無畏螫咬的蜜蜂專家（訪談前，我曾瀏覽她的網站，發現一張她穿著「蜜蜂比基尼」的照片：一大群蜜蜂小心翼翼地遮掩她的重點部位。 她說蜜蜂比基尼與鬍子是「養蜂人雄性氣概的展現」）。儘管她企圖大膽測試咖啡因對蜜蜂的影響，卻缺乏方法與資金，只能獨自承擔研究計畫的風險。最後，她自費前往哥斯大黎加蒐集咖啡樹的花蜜—這顯然是驗證理論的最好辦法。 她付出兩個月的勞力，結果白忙一場。裝有花蜜瓶罐的行李箱被倫敦希斯洛機場的地勤弄丟了。她再次掏錢飛回哥斯大黎加重新蒐集（「不必替我難過，」她說，「我玩得很開心。一邊研究，也像在休假。」）。 幾個月後，萊特蒐集到足夠的咖啡花蜜，開始在英國的實驗室展開測試。但令她沮喪的是，她的蜜蜂不管是否受咖啡因刺激，都擁有超強的記憶力。她百思不解，判斷或許是自己給蜜蜂的記憶測試太過簡單：她訓練蜜蜂辨認單一花香，並在隔天測試牠們的記憶力。但是蜜蜂在野外每三十秒就會換一朵花採蜜，也就是說，牠們得在一至兩天內記住數百種氣味。萊特表示，以人類的角度來看，「這就像考前抱佛腳一樣，要在極短時間內記住龐大的資訊；相比之下，長期吸收少量資訊會記得較清楚。」她又提高了記憶測試的難度，結果驚喜挖到科學金礦。此時蜜蜂在缺乏咖啡因的情況下表現差強人意，但當牠們從花蜜中獲得正常的咖啡因含量時，「表現近乎完美！結果太驚人了。我認為這是學界首次觀察到植物利用藥物控制動物的行為。」 萊特根據蜜蜂體型，計算出這種昆蟲消耗的咖啡因約等於我們喝下一杯低咖啡因咖啡的攝取量。 花朵有沒有可能也在操縱人類的行為？萊特笑稱「或許吧！」但她解釋，這種現象更像是一種演化的副作用。人腦的基本構造與蜜蜂類似，因此咖啡因也可能會影響人類的認知運作。畢竟不少人靠咖啡因來保持清醒與生產力—簡言之就是讓自己像蜜蜂一樣勤做工。但奇怪的是，咖啡因能否促進人類的記憶力，目前尚無定論。一些研究指出咖啡因無法增強人類的記憶力，但是不久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科學家研究過去未曾探究的一種特殊記憶類型時，發現咖啡因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幫助記憶。有趣的是，它還可以促進我們辨別極為相似的不同物體的記憶，例如不同款的汽車、不同樣式的鐵鎚或不同種類的花（這點還真諷刺）。 萊特饒富興味地說，「咖啡因是世界上最受廣泛使用的藥物，而早在人類誕生前，蜜蜂早已食用了幾千萬年。」 萊特的研究還有個有趣的發現。她指出在地球上無數種開花植物中，僅有極少數種類的花蜜含有咖啡因，而這些極少數植物卻是今日最廣泛種植的品種。除了咖啡樹之外，還包括茶葉、可可（巧克力的原料）及可樂果（kola，非洲赤道地區居民常嚼的一種堅果）。萊特打趣地說，我們喜歡咖啡因帶來的感覺，所以「這些開花植物控制我們的行為，讓我們廣泛種植它們。」 在這場驚人的操縱者巡禮中，我不斷大力宣傳寄生生物的聰明與狡猾。但在繼續討論前，我們必須知道這群幕後主使者也會犯錯。牠們會一時糊塗搭錯車—指未能如預期推動繁衍後代的目標；牠們會引導自己走進演化的死胡同，而這種情況比我們想的更頻繁。 實際上，寄生生物常會在操縱過程中造成自身巨大的損失，這是我們衡量牠們在動物與人類行為上施加的影響時，經常忽略的不幸現實。 這種操縱者就是貓的寄生蟲。 第四章　寄生催眠術（節錄） 佛萊格爾私下作風低調。他在查理斯大學自然科學大樓頂樓的辦公室光線明亮宜人，有天窗，還有一扇能俯瞰樹景的窗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書桌和辦公室地板上，我完全看不到總在學術殿堂裡堆成山的論文。佛萊格爾顯然有潔癖，儘管他承認從外表上看不太出來—他穿著一雙舊球鞋、褪色的喇叭牛仔褲，襯衫在腰際下襬皺成一團，看來是弓形蟲的宿主無誤。 握手寒暄之後，我脫口而出，「你是愛貓人士，對吧？」我一方面是開玩笑，另一方面是想確定他對動物的看法，因為他的思考方式有時出人意表。 他的表情立刻變得柔和，流露出對貓咪的痴迷。「我家有兩隻貓，」他溫柔地說，「牠們有一扇小門，有時鄰居養的貓會過來一起玩。」他走到電腦前，給我看了一些照片，只見一隻黑白花色的貓和一隻三花貓舒服地窩在他大腿上，看起來像兩團毛球。另外幾張照片上是一個男孩與一個女孩，兩人的頭髮都是紅色的。他們是佛萊格爾的孩子。「你不擔心他們染上弓形蟲嗎？」 「當然，但如果定期打掃家裡，（感染的）機會相對會減少許多。」弓形蟲的卵囊隨貓糞排出後，「需要接觸空氣三到五天才具有傳染性，所以每隔一、兩天就擦一次茶几和桌子，鏟完貓砂就洗手，」他說，「這樣就很安全。」 他接著說了一些讓人安心的話。一隻貓的糞便裡只會有一批寄生蟲的卵囊，貓不會二次感染，所以你的寵物在一生中只會有一段短暫期間可能將弓形蟲傳染給你。他還表示不是所有的貓都會感染。事實上，家養的寵物並不會染上弓形蟲。他認為，「種植花草是主要的感染途徑。」 我們聊到他的研究時，他的神情變得嚴肅。「我花了好幾年時間才相信自己的發現是對的。」他說，「我現在不再疑惑了，但是解讀那些資料︙︙要困難得多。」舉例來說，他不懂為什麼同樣都感染弓形蟲，男性和女性卻表現出迥然相異的特徵。「一個可能性是弓形蟲會導致壓力，而男人與女人處理壓力的方式不同。」他指出心理學有此說法，當女性感到焦慮時，會尋求他人幫助。心理學認為「女人傾向關懷他人、對他人伸出援手。」 相反地，男人遇到壓力時比較容易退縮。 「你能藉由觀察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染上弓形蟲嗎？譬如，我有嗎？」我問。 「不能，」他回答，「弓形蟲對性格的影響非常細微。」假設一名受感染的女性，她在感染前性格沉默寡言，也不會因為感染了弓形蟲就變得活潑外向。寄生在大腦的居民頂多讓她稍微多話一點而已。「我算是感染弓形蟲男性的典型例子。」他繼續說，「但我不知道我的個性是否與感染有關。這對任何人都很難說。通常需要蒐集五十個受感染者和五十個未受感染者的數據，才能從中看出明顯差異。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自己感染了弓形蟲。」 佛萊格爾帶我很快走了一圈實驗室，裡頭擺放許多電腦，因為他的研究生大部分時間都在替問卷資料建檔。他最近將研究範圍擴及生物化學量測，得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結果。他發現感染弓形蟲的男學生的睪固酮含量，比學校裡其他未受感染的男學生來得高；另外，他讓女學生根據男性受試者照片評比其男人味，結果受感染男性得到較高的分數。不過他提醒，這些發現仍在初步階段。 走回辦公室的路上，我們在另一間實驗室前停下腳步，他指向牆上一張裱框的黑白照片，上頭的人像是奧托．伊洛維克—備受尊崇的捷克寄生生物學家，曾發現精神病患是感染弓形蟲的高風險群。佛萊格爾說他不久前才利用伊洛維克那年代尚未問世的大腦顯影技術，完成了相同主題的研究。我們回辦公室坐下，他拿出一份新發表論文的複本。這項實驗只有四十四名精神病患參與，樣本雖少，結果卻很明確。根據核磁共振掃描結果，有十二人大腦皮質的灰質面積減少，這是精神病令人不解卻相當常見的特徵，而且他們體內都有弓形蟲。我一臉震驚地看著他，他回我，「伊里的反應跟你一樣。」 伊里．霍拉賽克（Jiri Horacek）在布拉格精神病學中心與查理斯大學從事精神病學研究，他與佛萊格爾一同進行這項實驗—佛萊格爾糾纏他好幾個月才成功說服他。霍拉賽克後來告訴我，自己當時不斷拒絕佛萊格爾，是因為「我一開始並不認為弓形蟲是思覺失調症患者腦中灰質減少的原因。但我們分析資料時，我很驚訝牠們的影響如此顯著。對我來說，這意味著弓形蟲有可能使先天容易受感染的人罹患思覺失調症。」（在你崩潰之前，我必須先聲明，每一百個人中大約只有一位會得到思覺失調症。有鑑於潛伏感染盛行，染上弓形蟲並不會大幅增加精神分裂的可能性。） 近年來，佛萊格爾得到的一些研究發現，經證實比其他研究結果更為完備。他提出感染弓形蟲的人較容易發生車禍的研究，如今得到兩項土耳其獨立研究與一項墨西哥研究支持；而墨西哥的另一項研究也發現，染上弓形蟲的人較常發生工廠意外；由獨立學者進行的無數研究則陸續表明，寄生生物與精神疾病之間存在關聯。不過奇怪的是，感染弓形蟲的公老鼠體內的睪固酮含量，有異常增多的現象，但佛萊格爾並沒在男性受試者身上印證相同關聯。「我不像之前那樣肯定，男性受感染後睪固酮含量會增加。」當他改採心理學家眼中較準確的新版人格測驗，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結果，性別差異消失了。感染弓形蟲的男性與女性同樣在處事上比健康的受試者散漫，個性也較外向。 儘管前後研究結果不一致或看似衝突，佛萊格爾依然認為寄生生物能影響人的個性。 「在實驗室中，那些受測試的動物基因相同，也暴露在極類似的環境下，因此在感染弓形蟲後或許會出現相同的反應；相較之下，人類彼此的特徵與生活經驗存在更多變數，對寄生生物的反應也存在更多變化。我們必須了解，心理學不是數學。每一位心理學家都知道，卡特爾人格因素問卷（佛萊格爾使用的第一個測驗）所測得的外向性與意識，不同__於五大人格測驗（他在研究中使用的另一項測驗）所測得的外向性與意識或名稱類似的特質。」換句話說，他在研究中發現的差異很可能是測驗量表所呈現的假象。 佛萊格爾可能是對的。但另一種解釋是，他眼中弓形蟲造就的人格特質其實純屬虛構。事實上，即使佛萊格爾持續在兩種測驗中發現相同人格特質與感染有關，這種關聯也並非出自因果關係。例如，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學界認為喝咖啡會增加罹癌率，後來發現喝咖啡的人比不喝咖啡的人更有可能是老菸槍。把這個因素列入考量後，喝咖啡與罹癌之間的關聯便消失了。佛萊格爾或許也同樣忽略可能影響他解讀資料的外部因素。 即使他的發現並未完全獲得證實，但以目前研究進展，我們也不應斷然否決弓形蟲改變人的情緒與性格、或影響特定性別的可能性。學界研究發展瞬息萬變，但數據呈現的奇特模式—令人驚異地呼應了佛萊格爾的發現—不斷出現在動物及人類的研究中。現在就預測他的歷史定位是瘋子、先知或兩者皆是，還言之過早。但在今日，隨著美國、歐洲與亞洲許多實驗室間廣泛的相關研究，人們肯定對潛伏感染的危機更為擔憂。 巧合的是，就在這位捷克生物學家率先懷疑弓形蟲可能具操縱能力之際，牛津大學一位年輕的英國科學家瓊安．韋伯斯特也抱持同樣的想法。但不同的是，她有資源投入測試，以證實自己的直覺。韋伯斯特直到多年後才得知佛萊格爾的研究，她很驚訝彼此的發現如此相似。「我很開心，」她說，「他的發現正是我們根據動物模型預測的結果。」 韋伯斯特進入這個領域時，無脊椎動物的寄生操縱案例隨處可見，卻極少發現哺乳類等脊椎動物的例子，這讓她非常希望在牠們身上也印證同樣的現象。「那讓我開始思考，弓形蟲可能是寄生操縱行為的最佳候選人。弓形蟲住在老鼠大腦，把貓當成最終目標，這是一個你可以預期的自然系統。」 韋伯斯特很快便證明了同鄉的哈奇森的早期發現：受感染的老鼠的確比正常老鼠更好動，對掠食者的警覺性也較低。之後，她把老鼠放在大型的戶外圈地裡，讓牠們自由跑動，得到了更驚人的發現。她在圍欄一隅放水，另一個角落放老鼠的尿液，下一個放貓的尿液。她推論，弓形蟲讓老鼠變得不刻意閃避貓的氣味。「而我們很驚訝，寄生生物不但做到這件事，實際上還增加了貓對老鼠的吸引力—牠們在有貓尿的角落待的時間比其他地方還久。」她的團隊又重新測試一遍，將貓尿換成老鼠的其他掠食者（如狗和水貂）的尿液，而受感染的老鼠並未受到貓之外任何掠食者的氣味所吸引，因此她稱這種現象為「貓科動物的致命吸引力」（fatal feline attr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