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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藏美》为朱家溍谈古代艺术的学术随笔集，共分古代书画、古代工艺美术、清宫戏曲三个部分。 朱家溍作为文史大家，故宫文物鉴定大家，又生长在一个文物收藏的世家，他一生寓目过大批国宝级文物，他凭借自己这一得天独厚的经历以及渊博的文物学养，写就本书，详尽谈论了古代书画的流派风格演变和收传次序；古代文物的真赝辨识；古代工艺美术的形成和流派；谈古代戏曲的开端和传承。是一部关于古代文化艺术鉴赏的之作。
朱家溍 文物鉴定家、清史专家、戏曲研究家、古代美术史家。自1946年起在故宫工作57年之久，并向国家捐献了大批家藏古代珍稀文物和古籍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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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雍正时期十二幅美人画的问题 朱家溍 《紫禁城》1983年第四期（总第二十期）所载《雍正妃画像》，系黄苗子先生撰文，故宫博物院提供照片。这十二幅画，故宫博物院很早就公开陈列过。 关于画像的名称问题，最早也是我说过：“可能画的是雍正的妃。”因为画中墙上有“破尘居士”题字，并钤“圆明主人”玺等，都说明是雍正的亲笔；而画中室内外的背景都是写实的画法，并且地道是那个时代的家具陈设；所绘人物面貌也近似肖像的画法，因此我这个估计就被许多同事所认可，并且曾以《雍正十二妃》的画名出现过。 我记得我还曾经纠正说：“我虽然说可能是雍正的妃，但看来只是四个女子的面貌，不像十二个女子的面貌。”黄苗子先生受《紫禁城》双月刊编辑部的约请，撰文介绍这十二幅画像时，还和我电话联系过，他同意我的看法，没写十二妃，把题目写作“雍正妃画像”。 这十二幅画自从我说过“可能是雍正的妃”，多年来“可能”二字逐渐被人去掉，演变为就是雍正的妃。在黄苗子先生撰文和我电话联系时，如果我还坚持必须说明仅仅是“可能”，那么黄先生一定会重视我的意见，文章题目也就不会定为《雍正妃画像》，而我当时没有坚持，现在我先向苗子先生检讨我的错误。 今年（1986）因为研究清代木器家具的制作，看到清代内务府档案中木作的记载，其中有一条：“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司库常保持出由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围屏上拆下美人绢画十二张，说太监沧州传旨：着垫纸衬平，各配做卷杆。钦此。本日做得三尺三寸杉木卷杆十二根。”根据这条档案材料，昔日往事记忆犹新，当年我曾在延禧宫库房工作时，为这十二幅画编过目。 记得这十二幅画是托裱过的，但没有天杆，没安画轴，当然也没有轴头，除画心本幅以外，只是四周有绫边，托裱相当薄软，平整毫无浆性，每幅画有一根杉木卷杆，比一般画轴要细得多。最近居然我还找出了当年我自己写的编目笔记，记载的尺寸和上述档案完全相符。这十二幅画每幅用杉木卷杆卷着，收贮在库房很多年，除我以外，凡当年在延禧宫库房管理过书画的同事，一定还有人记得此情形。这十二幅画正式托裱成轴是近年的事。 当初只是根据画的时代特点和题字，估计有可能画的是雍正妃，现在新发现了这条档案，已经证明没有这个可能了。因为根据清代内务府档案记载惯例来分析，凡“裱作”托裱妃嫔们的画像，都是记载为“某妃喜容”“某嫔喜容”“某常在喜容”等等，都是书以名号的，最概括的写法，也要称之为“主位”。以这十二幅画而论，如果是雍正之妃，或雍亲王时期的侧福晋，无论当时她们是活人还是已经死去的，最低限度当年也曾经是侧福晋，那么到了雍正十年，在档案上也要概称为“主位”，不能写作“美人绢画十二张”。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这十二幅不是雍正妃的画像，只是“美人绢画十二张”（图二十、二十一）而已。 这十二幅画中的题字，很明确是尚为雍亲王时期的胤祯亲笔，当年贴在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围屏上的。画中的家具和陈设都是写实，例如那“黑退光漆”“金理钩描油”“有束腰长方桌”“彩漆方桌”“波罗漆方桌”“斑竹桌椅”“彩漆圆凳”“黄花梨官帽椅”“黄花梨多宝格”，桌案和多宝格上陈设的“仿宋官窑”瓷器、“仿汝窑”瓷器、“郎窑红釉”瓷器，以及“剔红器”“仿洋漆器”和精致的紫檀架、座等等，都是康熙至雍正时期家具和陈设最盛行的品种。 对于这十二幅画，现在我有个建议，应另取一个名称，是否可以叫作《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十二幅，或者叫作《深闺静晏图》十二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