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交接：一個器官移植醫師的筆記

★ 亞馬遜讀者滿意度5顆星！ ★ 器官捐贈者、受捐者和移植外科醫師 共同進行了延伸生命的崇高行動 展現人類在死亡面前高喊勝利的儀式 《生死交接》是部扣人心弦的作品，展現移植醫學如何大舉推進，改善人類的生活。馬茲里奇檢視一百多年來的重大醫學突破，把這段非凡的歷史，與那些發人深省及讓人心碎的患者故事串連在一起。他以溫柔的感性及科學的理性，表達身為外科醫師的使命，闡述外科醫師真實的生活面貌，以及經歷飄然勝利和沉重挫敗的感受。書中介紹那些使移植手術成真的現代先驅——這些特立獨行的外科醫生，用大膽的想像、遠見，以及冒險磨練出來的技巧和醫術，拯救全世界千百萬人的性命。我們聽著捐贈者和受贈者的故事，學習其中的倫理道德議題，並讚揚人類不可思議的精神靭度。 馬茲里奇帶領讀者進入手術室，揭開器官移植的神奇過程，它就像一段精緻但激烈的芭蕾舞，需掌握精準的時間點、換氣技巧，有時還要即興發揮。馬茲里奇在這部作品中，觸及生存的本質以及活著的意義。大部分醫師得與死亡戰鬥，但移植領域的醫生卻從死亡汲取生命。「我們移植的這些器官──肝臟、腎臟、心臟──都是珍貴無比的生命禮賜，是死者最後能贈與生者的物品。」馬茲里奇分享他的感念，以及有幸參與這場生命交接的一部分，心中充滿了敬畏。

陳浩 (資深媒體人) 鍾孟軒 (台北榮總移植外科主治醫師) ——專文推薦 王傳宗 (公視《生死接線員》導演) 吳妮民 (醫師/作家) 急診女醫師其實. (醫師/知名圖文作家) ——感動分享 「這是一本寫得極專業的書，讓我明白我這條命能撿得回來，是幾十年來，全世界各角落的多少醫生，以不可思議的意志，一步一步不懈的試驗、努力，經幾代的嘗試，一個關隘一個關隘的突破，才能使器官移植的存活率不斷增加。《生死交接》既是一位移植外科醫師的筆記，也是無數接受器官移植者的生命寫照。有勇敢的血淚，也不乏逃避的人性故事，生死交接，又豈止是醫病之間？ 」——陳浩 (資深媒體人) 「透過本書作者的親身經歷與穿插其間的歷史故事，可以讓這本書的讀者，無論是醫者、病人、普羅大眾、法律或史學家，都能更多一點了解醫學發展過程中其自律的精神，也設身處地的體會到醫療的不確定性及風險。」——鍾孟軒 (台北榮總移植外科主治醫師) 「馬茲里奇醫師以《生死交接》一書，做了一次完美的移植切片檢視——作者精彩明確的描述每日的辛苦工作、引人入勝的移植醫學史，以及救命的神奇移植手術中令人擔憂的倫理道德議題。馬茲里奇悲憫而誠懇的聲音中，夾雜著機智與巧思，使得這項龐大的議題讀來不僅趣味橫生，更是精彩絕倫。」——陳葆琳（Pauline W. Chen, M.D.）《最後期末考：一個外科醫師對生死課題的反思》（Final Exam: A Surgeon’s Reflections on Mortality）作者 「本書鞭辟入裡的檢視我們身體各個器官，以及器官的置放與重置。馬茲里奇醫師將歷史、倫理以及醫生、患者，如何淬鍊技術邁向這場奇蹟般的第二度生命，編織在書頁裡。」——丹妮耶蕾˙歐弗里（Danielle Ofri, MD, PhD）《病人說的是什麼，醫生又聽見什麼》（What Patients Say, What Doctors Hear）作者 「在這本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觀照現代移植醫學世界的作品中，馬茲里奇醫師以其創作才能，傳遞了一名外科醫生的真實情感，但不流於哀傷，且呈現出移植領域中的成與敗。作者成功讓讀者從《生死交接》中，窺見雜音紛擾的人類經驗，如何化成一場醫學科學的和諧勝利。」——艾倫˙D˙柯克（Allan D. Kirk, MD, PhD）杜克大學外科主任暨《美國移植學報》（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總編輯 「馬茲里奇醫師顯然熱愛他所選擇的領域，也希望讀者能夠喜歡。雖然他揭開了這個領域的『神秘面紗』，卻也帶給我們移植界裡煇煌的驚喜與可貴的人性，讓我們興味盎然的仔細閱讀他那布滿疑慮與勝利的旅程。《生死交接》是一部令人不捨釋卷的精彩之作。」——南西‧艾雪（Nancy Ascher, MD, PhD）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移植外科Isis傑出教授

推薦序 ◎陳浩 推薦序 ◎鐘孟軒 作者的話 移植的里程碑 第一部 離開身體 第二部 移植外科醫師的養成 第三部　跨出腎移植 第四部　患者 第五部　捐贈者 第六部　現今與未來 致謝 資料來源 參考書目

神之手 ◎陳浩 在加護病房已經進入第五週，我開始有些焦躁不安。我的病房已經是換肝加護病房十二個床位中，唯一有個小窗戶可以看到窗外藍天綠樹的VIP房，身上插了四支管子，接連著兩個拳頭大的球型容器，接著身體排出的液體，吊著點滴瓶，每天打進身體各種不知名的藥物，其中有一種藥「血液擴張劑」，打了之後全身刺痛，彷彿要炸裂，自己手壓的嗎啡劑已經移除，要換打四小時一次的注射嗎啡，打完之後刺痛略為緩解，護理師說我開始英文演說，我只記得進入幻境，但我至今仍記得細節，後來還可以說給媒體實驗室的同事聽。我以意識駕駛病床航向四度空間，自由進出各種不同的能量磁場，劇痛的身體因嗎啡帶給我短時間的意識逃離，每天還要請按摩師按摩兩次，每次各半個小時，加護病房裡頭的痛楚實在難以形容，時間過得極慢。醫師說一般換肝病人，約兩個星期可以離開加護病房，但我第五個星期已經快滿了。護理師要我下床行走運動，有一天我竟然發現自己無法前進，想要向前走，但身體卻往後，驚慌中我大聲呼救，護理師請來的卻是心理醫生，手扶著我像催眠般指引方向，神奇的讓身體重新定位，竟可向前移動了。 我開始有些絕望，我是不是永遠無法離開這間囚室？我想到的竟不是死亡，身體裡在抗爭，我懼怕的是這種抗爭沒完沒了，「再也出不去了」，我問醫師、護理師，給了我一些數字，這些指數要降下來，才能轉到普通病房。第六個星期開始的第二天，加護病房的主任楊志權醫師來告訴我：「還好你有一個十九歲的年輕的肝，讓你終於脫離險境，再等幾天，你應該可以出去了。」我淚流滿面，家屬視頻探病時，對著在加護病房外來給我送飯的小女兒昀昀，我泣不成聲，是她在開刀房捱了八小時，捐了65％健康的肝給我啊！我一邊哭著一邊喊：「十九歲的肝啊......」但透過視訊的麥克風，她根本聽不明白我在說什麼。 幾個月前我因為肝硬化造成了肝昏迷，送台大急診，與大哥陳弘幾乎同時住進台大醫院，他已經因肝硬化至肝癌末期，發現沒多久便去世了。他的主治醫師許金川告訴我：「你若不趕快換肝，也會像你哥哥一樣，很快惡化為肝癌。」第一時間知道我病情的老友柯文昌，立即打電話給高雄長庚醫院的陳肇隆院長，安排兩天後住進高雄長庚檢查。陳院長一面將我的病況申報排入「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依嚴重緊急程度排到第二十四名，等排到器官捐贈可能遙遙無期；同時陳院長向我說明另一種「活體移植」的可能性。那時陳院長已經有一千五百多個成功移植的病例（現在已超過兩千），並且解釋數年前醫學上還不能突破的不同血型的活體換肝，現在已可行，雖然風險略高，但術後存活率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兩個與我血型不同的女兒，二話不說，就住進高雄長庚檢查，比對之後，得出小女兒的大小肝比例，較符合移植條件──是從小最怕疼、打針必大哭、看牙醫要五位護士壓制的小女兒陳昀？大女兒陳翔立刻說：「還是我來吧！」我陷入掙扎，她們雖然都願意，但我實在捨不得她們任何一人為我捱這一刀啊！ 柯文昌、陳文茜、余範英、詹啟賢等好友一直幫我奔走。二○一四年開始，聽聞中國大陸已經嚴格限制器官移植條件，建立登錄制。一個多月以後，柯文昌嚴重警告我，你不能再拖了，越拖越危險。陳翔、陳昀兩姐妹專程南下，與陳肇隆醫師團隊討論由姊姊陳翔代替妹妹捐肝的可行性，但詳細分析姊姊上陣會有高度風險，70％多的右肝捐出之後，剩餘的26.7％可能不足以恢復健康狀態，活體捐肝一定要優先保證捐肝者的生命安全優先。 在極其繁細的各種檢查之後，我先住進加護病房，做了三次的血液透析，以AB型的血漿洗我的O型血，以降低我體內對女兒B型血器官的排斥。兩天一次，反覆做了三次。但一直到進手術房前夜，我還打算放棄，陳昀在病房裡傳給我一封信，要我安心，她不怕，「打個麻藥，睡一覺就好了」。我含淚讀信，無法入睡，直到天明。術後她在加護病房裡待了七天，忍痛下床到我病房門口看我，一邊蹙眉咬牙，一邊微笑安慰我。我這從小愛哭的毛病，一直到術後第五年的今天才略好。但看了這本書的文稿，往事歷歷，含淚讀完，小女兒還笑說：「你不是心腸變硬了，不會哭了嗎？」 這是一本寫得極專業的書，讓我明白我這條命能撿得回來，是幾十年來全世界各角落的多少醫生，以不可思議的意志，一步一步不懈的試驗、努力，經幾代的嘗試，一個關隘一個關隘的突破，才能使器官移植的存活率不斷增加。書裡提到的肝臟移植的先驅史塔哲醫師，便是我的救命恩人陳肇隆的老師。陳肇隆是亞洲第一位成功移植肝臟的醫師，但他的成就不止於此；台灣的器官捐贈遠遠不足需求，陳肇隆建立優秀的醫療與術後照護團隊，推動活體換肝，拯救了無數的生命與家庭，他更無私的將他醫療團隊的醫術與經驗傳授給中國大陸、日本、新加坡、東南亞與中南美洲各國的醫院。我常會在新聞中讀到，陳肇隆醫療團隊又有突破，例如一對血型與父親不同的兄弟，分別捐肝與捐腎救父手術成功，陳肇隆醫師真不愧是日本媒體形容的「神之手」啊！ 就一個病人而言，我能夠分享的就醫經驗很有限，但幾乎已經是我能夠開展人生的下半場最重要的關鍵，我有幸在器官移植已趨成熟的今日，得益於世界第一流換肝團隊的醫術。本書《生死交接》既是一位移植外科醫師的筆記，也是無數接受器官移植者的生命寫照。我住院期間接觸到不少受益於活體換肝的家庭，有的是父母親捐肝給兒女，有兒女捐給父母，姊妹兄弟之間，也有不可思議的婆媳；有勇敢的血淚也不乏逃避的人性故事。生死交接，又豈止是醫病之間？ 推薦人簡介 陳浩 資深新聞媒體人。

莉莎的故事 我仍記得第一次見到莉莎的情形，我剛巡完診，決定到她病房一下，跟她談談我對肝臟移植的看法。我只知道她還年輕，四十一歲，而且生病了。她的MELD指數三十二，病症是酗酒。 我走進莉莎的病房時，被她的某種特質嚇了一跳。她有著清新年輕的容貌，美麗的笑容，她雖然病黃腫脹，卻透著愉悅，而且在重病患者的恐懼與焦慮下尚可見到一絲的調皮。莉莎的眼神散出淡淡哀愁，她了解自己做了什麼，才會來到這裡。這跟我聽到有個已經戒酒一年多、酒精性肝硬化的女患者時所想像的不一樣。 我回到辦公室後，在做筆記前先翻閱她的病歷，特別仔細看她的AODA評估（酒精與其他藥物濫用），那是我們規程的一部分。這份評估跟我們第一次會面時，我火速翻閱她的病歷時是相符的。莉莎喝紅酒──通常一天不超過兩杯。她年輕時喝得更多，但現在不會了。她以前藉酒抒解焦慮，焦慮源自她年少時受到的攻擊，但她發現自己生病後，就不再碰酒了。 我讀著報告，一開始以為酒精在她的肝疾中也許占了一部分角色，但或許不是主因。我們從來無法知道一個人要喝多少酒才會造成肝硬化。一般而言，我們認為男人每天喝超過兩杯，女人超過一杯，便可能喝多了，但是大部分喝到這種程度的人，並不會造成肝病。許多其他因素也會造成肝硬化，從遺傳因子、肥胖（造成脂肪肝），到單純的運氣差都有可能。 我們還知道，人們若被醫療專業人員問起，往往會少報自己喝的酒量，因此，我們通常會照例把患者所說的數量加倍──尤其考慮幫他們換肝臟時。儘管如此，我認為莉莎復發的風險很低，也許是因為我一眼就喜歡上她吧。連我這個挺享受喝酒的移植大夫也很想相信她真的沒有喝那麼多。 莉莎的肝臟移植術非常直截了當，我們在她腹中發現五公升左右的啤酒色腹水，以及一副扁縮硬化的肝臟，我們把它從沾滿血的黏著物中切出來，一直維持在正確的組織平面裡，從未失控，我們無須把音樂轉低，或停下我滔滔不絕的笑話。我們把新肝臟帶到手術區，讚嘆它的美麗。我們接上所有的血管，然後鬆開鉗子，望著肝臟變成粉紅色，恢復生機。不久之後，肝臟便開始從膽管流出漂亮的黃色膽汁了，我們知道不會有問題了。我們縫接管道，把捐贈者的器官縫到受贈者身上，最後再四處檢視有無流血之處，然後為莉莎縫合。 手術非常順利，莉莎還在手術台上，我們便拔除她的呼吸管了。我們得意的將她推到恢復室，然後我下樓去跟她家人說話。一切都很好，時間下午四點，我甚至可以來得及回家吃晚飯。很棒的一天。莉莎的康復過程很平順，她出院三週後來看我的門診，身上的黃疸已經消失了，多餘的液體已從體中排除。她看起來就像一位我口中的「老百姓」，不再是穿著醫院病袍和拖鞋的標準病人。她的笑容依舊，哀愁的眼神似已消失無蹤。我會很快的把她轉給我肝臟科的同伴，艾列克．穆沙特醫師了（AlexMusat）。 兩個月後，艾列克看到莉莎時，她的肝指數完美得不得了，她對自己的恢復也很滿意，再度享受自己的家庭與生活。艾列克安排她六個月後回診──但莉莎並沒有出現。然後，在她移植後的十個月，莉莎因為嚴重肝功能失調又住院了，她的皮膚跟剛開始時一樣黃，肝臟切片顯示她又酗酒了。 我去看她，她又泛出淡淡的黃疸，穿回標準的病袍。我尷尬的旁敲側擊，探問酗酒的問題，最後終於問她在移植後是否又開始喝酒了。她跟我保證說她沒有喝，她上次沒回來做追蹤，還有過去幾個月沒做檢查，是因為她很忙──她這麼對我說。我表示她若再酗酒，這副新的肝臟很快便會衰竭。 當然了，我們沒有人相信她的話。不幸的是，這種情形我們以前也見過。接下來幾年，莉莎因肝功能嚴重失調而進出醫院。有一陣子，她一直否認自己喝酒，最後才終於承認只喝了一點點。 她移植不到五年，我便收到她去世的電郵通知了。我知道她的肝臟掛了，而事情不可能以別的方式結束。然而，她的死一直在我心中盤踞不去。我仍能看見她的笑容，依然記得她年輕的家庭和孩子們。這件事為什麼不能出現不同的局面？我們到底錯失了什麼？我安慰自己說，至少她的家人多享受了幾年陪她的時間，就某方面來說，那份生命的賜禮，還是值得的，不是嗎？ 莉莎去世後三年多，我與莉莎的先生杰伊聯絡，看他能否幫我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當時我們是否能多做點什麼去幫助他逝世的妻子。杰伊對我的請求有些抗拒，他和三個孩子正慢慢走出傷痛，往前邁進，他並不想撕開這些深割的傷疤。他還坦承，他很生我們的氣──他無法理解，我們怎能給了莉莎一副新的肝臟，卻不去治療她酗酒的問題。對他而言，那就像「在一道噴血的傷口上貼OK繃。」不過他最終還是決定，如果莉莎的故事能幫助別人，幫助我們了解並討論酗酒的心理疾病，那麼就值得會面了。 杰伊快讀完大學時遇見莉莎，她十分博學，遊歷四方，長得又漂亮，莎莉很快成為杰伊的好友。他的事業遠遠超乎自己的夢想，一切似乎都順風順水，尤其現在他有了莉莎。回想起來，杰伊承認其實當時已有潛在的警訊。他知道莉莎與她爸媽關係很緊張，他幾乎沒見過他們。他知道莉莎的成長過程很「艱辛」，她十六歲時跟母親攤牌，告訴她說：「妳若不把老爹趕出門，跟他離婚，我就走人。」杰伊覺得莉莎的父親很可能就是酒鬼，或至少喝很多酒。還有，「聽起來他好像有言語暴力問題，如果不是肢體暴力的話。」他告訴我。杰伊很訝異莉莎其餘的家人絕少與莎莉或她父親聯絡，尤其在她和杰伊有了小孩後。那種家人的孤立，令莉莎傷心極了。 家人的老死不相往來，是否對莉莎的酗酒起了作用？杰伊認為有，但接著他又提到別的事：「我覺得根源在於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我想PTSD來自她大學時發生的極端暴力事件。」 莉莎是性侵受害者，她從未真正走出來，杰伊怪罪自己未能理解此事對她的影響，以及她從來不曾真正面對這件事。杰伊告訴我「老實說，我們結婚初期，我實在是太年輕了，根本沒準備好接受那樣的消息。」杰伊又說，假如自己能了解那件事對莉莎的困擾，「我一定會說：『嘿，妳得去找心理諮商。』」 酗酒是漸近的，而且很容易被忽略。有好幾次，杰伊在水槽下找到空啤酒罐，便問莉莎怎麼了。她只說她在打掃，忘記丟掉了。正如杰伊所說：「結婚是發過誓的，所以你會希望去相信她，於是我便沒放在心上......但確實有些蛛絲馬跡顯示可能有問題。」 每個證據似乎都能找到藉口解釋莉莎其實並沒有酗酒。最後，她已無法抵賴她的問題了，但兩人還是繼續置之不理。他們以這種方式迴避面對她的問題多年，直到莉莎黃著身子醒來，被診斷出可能因酗酒而有嚴重肝硬化後，便無法躲避了。後來莉莎的健康每況愈下，來到我們的醫院做移植。 我很難書寫接下來四年，杰伊、莉莎和他們家是什麼情況。當我翻閱莉莎的檔案，看著寫在她病歷裡的許多電話、門診、其他醫院的住院情形，以及轉送到我們醫院時，我只能想像那種困惑、恐懼，以及她和家人所感受到的絕望。接著我在她的病歷最後，讀到了那預期中的悲傷結局。上面有我寫下的兩個簡短筆記──令我想起當時去看她，跟她打招呼，我在走出門前，幾乎是小聲說道：「莉莎，妳真的不該再喝酒了，那會害死妳。」好像那樣說就夠了，好像我已經盡完自己該做的事了。我無法從這些筆記裡看出，從術後的幾個月，至莉莎死亡為止的每一天，也許有一千五百多個日子吧，杰伊和他的家人如何與這個疾病奮戰。 莉莎做過幾次勒戒，但從未收效。過了一小段時間後，她移植的肝臟便開始敗壞了，她入院的次數開始增加。杰伊描述，他有無數次發現莉莎昏倒，但不清楚是因為酒精或是肝衰竭造成的。他會叫救護車，送她到醫院住幾天或數週，然後莉莎回到家，又故態復萌。 最後杰伊和他家人明白，莉莎是治不好了，她又回到最初的狀態，跟以前一樣發黃，且腦筋完全混淆。她進出急診室、醫院和勒戒中心的次數多到嚇人。到了末期，她由安寧照護單位照顧，最後是臨終醫院。在她越來越少的清醒時刻中，莎莉依舊否認酒精對她的生活和健康的影響。但她終於在去世前三週向杰伊道歉。 為什麼要拖那麼久，莉莎才肯承認酒精對她和整個家庭的影響？杰伊認為是因為羞愧，因為加諸於酗酒的汙名，以及她整體的精神狀況。她覺得自己應該能獨力應付這個問題，不必讓任何人知道自己掙扎得有多痛苦。 莉莎死時四十五歲，我很想說，她在家中去世，身邊家人環繞，她最後終於理解並安然接納自己的疾病，也令那些愛她的人在她嚥下最後一口氣時稍感慰藉。但事實上並不是那樣，莉莎最後死在加護病房，戴著呼吸器，身上插著各種管子。也許那正是她想要的──也許她想戰鬥至終，希望能跟家人多處些時間，那就值得了。可是當我回顧她術後的生活細節時，我實在很難接受杰伊和她家人所受的煎熬。 莉莎不是死於肝病，而是死於精神疾病。她有酒癮，遇到焦慮、不明的PTSD症狀，便會灌酒，加上她有對酒精成癮的遺傳體質。我們為她植入新肝臟，只是重新設定時鐘罷了，根本無法治療她的心病。就某方面而言，這就是我們整個健康照護系統運作方式的縮影，我們讚揚、支付那些充滿魅力的大擧侵入──手術、心導管插入、有技術難度和潛在風險的大膽治療。可是真正重要，但我們的健康照護系統並不注重的，卻是慢性疾病的日常照護，那小小的預防式照護，可以整體翻轉移植的效果。酗酒無法根治，但可以控管、減輕，雖然它永遠都在。 所以，我們應該為莉莎換肝嗎？我不後悔做那個決定，但我很後悔我們術後對她的處理。我們知道她是高風險群，知道有20％的患者移植後會故態復萌。她有那麼多活下去的理由，她如此聰明迷人──當她表示會戒酒時，讓人如此深信不疑。由於她一開始的狀況出奇的好，我們便誤以為她不會有事。 我們努力在我們的計畫中提供支援和諮詢輔導，協助患者出院後找到心理專業人士，或在我們認為必要時，送他們去適當的勒戒單位。可是當莉莎告訴我們她已不再喝酒時，我們相信了，就跟莉莎一樣。她非常具說服力，因為她自己也相信沒事。我至今對她的病例感到難過，杰伊和他的家人不該遭受這種事，莉莎也是，她是個患了惡疾的好人。 是的，成癮是一種疾病。成癮不表示你很脆弱、不好，或者你就該死。酗酒無須羞恥，但你需要請求協助。莉莎因為太過窘迫，沒有採取可能救她性命的動作。 不過我還是會問自己，如果莉莎要求協助，我們當時懂得要怎麼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