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傳染病與人類文明交融史 經典中的經典 　　世界史奠基巨擘─麥克尼爾 史詩級代表作 　　瘟疫，是人類最深的恐懼， 　　病菌，是塑造人類歷史的推手， 　　槍砲、鋼鐵也擋不住這股力量！ 　　人類實踐了太空旅行　卻擺脫不了傳染病的威脅 　　全球化消弭了疾病散播的界線 社群加深了恐懼 　　歷史不斷證明 政經情勢極有可能一夕劇變 人性面對更嚴格的試煉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SARS、伊波拉、流感病毒、H1N1…… 　　瞭解　是處理恐懼最好的方式 　　「瘧疾」的兇暴，使莊嚴的朝聖之旅，化成疫病的溫床； 　　「霍亂」的版圖，藉交通便利的無國界化，再展新勢力； 　　「禽流感」的威脅，迫使高密度畜養的經濟方式，面臨挑戰； 　　生活在樹上的靈長類遠祖，因跳蚤和體蝨而搔癢不已；初踏上地面的人類祖先，由於大草原瀰漫的昏睡症而病懨懨；開始農耕的文明社群，遭血吸蟲症削弱了整體生產力；歐亞間的經濟貿易，致使天花悄悄跟著商旅隊伍進入新地域；蒙古大軍勢如破竹，將鼠疫散布歐亞大陸；西方帝國靠著無心傳染的天花，達成了殖民野心；工業革命帶來的交通躍進，更是讓全球成為疾病大鎔爐。 　　麥克尼爾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至本世紀前半，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形塑不同文明的特色。《瘟疫與人》為讀者揭示一幕幕條分縷析、鉅細靡遺的傳染病與文明交融史。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是否能靠著現代公共衛生技術，而讓文明不再受傳染病影響呢？《瘟疫與人》一書中有最好的解答！ 　　健康的社會來自於健康的個人，每一個人都是傳染病流行網上的一個節點。愈多人擁有來自自然感染或預防接種的免疫力，社會暴發傳染病流行的可能性就愈低。既然健康是權利而保健是義務，防疫工作自然是人人有責。了解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有助於體會防疫保健的己任。——【審訂者】陳建仁，中華民國第14屆副總統、中研院院士 （摘錄自本書導讀）

　　讀過《瘟疫與人》，就會從此改變看待世界歷史的觀點。──《紐約書評》 　　《瘟疫與人》有著深奧微妙的內容，強而有力的分析。──《華盛頓星報》 　　《瘟疫與人》是令人屏息之作。──《國家觀察者報》 　　具有原創性的非凡之作……讀完《瘟疫與人》絕對會收穫匪淺，麥克尼爾的苦工沒有白下。──《華盛頓郵報》 　　《瘟疫與人》是麥克尼爾繼《西方的興起》之後，又一輝煌的著作。他以恢宏的規模，將生態、人口與政治、文化整合起來，堪稱論點精采且挑戰性高的學術成就。──《柯克斯評論》（The Kirkus Reviews） 　　《瘟疫與人》是一本引人入勝的書，作者強調的是一般歷史書裡不常探討的事件。讀者一旦開卷閱讀，將愛不釋手……本書值得立即推薦給大眾。──《坦帕論壇時報》（Tampa Tribune-Times） 　　洞見深遠……《瘟疫與人》兼具原創性與刺激性，肯定會激起一陣波瀾。──《出版人週刊》 　　《瘟疫與人》是才氣縱衡的一本書。──《克利夫蘭日報》 　　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非常有說服力的論證了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巨大衝擊，是非常精采的歷史推論。──《進步》月刊 　　作者在本書中展現驚人的學識涵養……《瘟疫與人》的寫作手法純熟……它勢必吸引廣大的群眾。──《綺色佳日報》 　　《瘟疫與人》用引人入勝的史例，提出極為出色又具有十足挑戰性的論述。──《紐約》雜誌 　　這是兼具重要性與原創性，又精心研究的作品。──《圖書館雜誌》 　　《瘟疫與人》這本書令人無可抗拒。──《波士頓週日先鋒報》 　　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用大量累積的證據，論述疾病在人類歷史上，扮演常見的關鍵角色。──《巴頓魯治倡導報》（Baton Rouge Sunday Advocate） 　　《瘟疫與人》對於世界歷史有著極具吸引力的新解讀。──《舊金山觀察家報》 　　麥克尼爾做了一件值得讚賞的事，對於人們忽略的傳染病與流行病，他提供了數量驚人的細節。──《芝加哥日報》 　　《瘟疫與人》鉅細靡遺的內容，為我們提供了洞見，看透疾病這種自然災禍，如何在長遠的歷史中大幅消滅世界人口。──《納奇茲民主報》（Natchez Democrat） 　　傑出歷史學家的創新研究……對於歷史事件專業的重新解讀，加上科學細節的支持，麥克尼爾提出了非常強力的論點。──《美國圖書館協會書單》 　 　　啟蒙人心……《瘟疫與人》絕對值得推薦閱讀。──《大湍城日報》（Grand Rapids Press） 　　麥克尼爾以熟練的學術風格，提出了大量證據，指出疾病在人類活動中扮演中心角色，進而影響了人類歷史的進展。──《每日新聞》 　　 　　《瘟疫與人》是首屈一指的重要著作，一部道地的革命性著作。──《紐約客》 　　看待歷史的嶄新觀點，我從《瘟疫與人》中受益匪淺。──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美國作家兼歷史學家，普立茲非小說獎得主。 　 　　《瘟疫與人》提出了非常創新，也極具挑戰性的歷史概念，令人閱讀時欲罷不能。這本書企圖引起轟動，而它也的確辦到了！──哈里森‧梳士巴利（Harrison Salisbury），美國記者，普立茲國際報導獎得主。

再版導讀　宏觀的疾病文明史　李尚仁 導讀　古往今來話傳染病史　陳建仁 緣起　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第1章　狩獵族群的行蹤 第2章　古文明世界的疾苦 第3章　歐亞疾病大鎔爐 第4章　蒙古帝國打通路徑 第5章　闖入美洲新世界　 第6章　近代醫學大放異彩 附錄　中國流行病史 作者誌謝 名詞注釋

序 史學家忽略了傳染病 　　「從未遇過的傳染病襲擊人類族群時，會發生的慘劇」這類重大事件，歐洲歷史確實記錄了幾樁。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可以算是最主要的代表，其次是十九世紀的霍亂大流行，後者破壞性雖然沒有那麼大，但卻是比較近代且記載較完備的案例。然而，歷史學家從來不把這些案例，視作重大傳染病暴發這種大型事件，因為這類與新疾病慘烈交手的早期案例，被深深的埋藏在過去，那時的紀錄殘缺不全，使得事件的規模和意義都輕易的遭到後人忽略。 　　在評鑑古代典籍時，史學家自然會受限於他們個人對傳染病的體驗。由於現代人已歷經過各種疾病，對於許多熟悉的傳染病，都練就出相當程度的免疫力，因此總能很快的鎮壓住一般的疫病流行；訓練有素的史學家，生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不由得會把疫病造成重大傷亡的所有論點，都當成誇大之辭。 　　事實上，從前的史學家之所以沒能適度看重這整個主題，基本原因是在於他們不了解「疾病在普遍具有罹病經驗的族群中暴發流行」與「同樣的疾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間的重大差別。史學家若預設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所有傳染病的模式，都和歐洲地區的傳染病模式大同小異，那麼疫病流行自然就沒什麼好提的，因此，史學家也傾向採用隨興的方式，把這類資料輕描淡寫過去，正如我在柯爾特斯的勝利中所閱讀到的一樣。 　　於是，流行病史成為古文物研究者的領地，他們興致勃勃的抄抄寫寫，記下一堆基本上沒什麼意義的數據，就只因為這些資料剛好就在手邊。不過，還是有黑死病以及其他幾個流行病例，都是在軍營內突然暴發疫病，因而扭轉了軍情，有時甚至決定了戰爭的勝敗。像這類插曲當然不可能遭人遺忘，但是它們所帶有的不可預測性，卻令史學家深感不自在。我們都希望人類歷史的軌跡有理可循，而史學家為了迎合大眾需求，通常也特別強調歷史中可計算、可定義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素。然而，當疫病在戰時（或和平時期）成為決定歷史的關鍵因子時，這份解析歷史的努力恐怕徒勞無功。因此史學家總是低調處理這類重要的疫病事件。 　　當然，有一些圈外人會扮演提出異議的角色，例如美國細菌學家靳塞（Hans Zinsser），蒐集了一堆足以說明疾病的確舉足輕重的例子。因此，靳塞那本讀來令人津津有味的著作《老鼠、蝨子與歷史》（Rats, Lice and History）中，指出斑疹傷寒大流行，如何經常破壞國王與武士的錦囊妙計。 　　但這類書籍並未嘗試把疾病史擺進人類歷史中更重大的場景。這類書籍和其他書籍一樣，還是把偶爾暴發的疫病慘案，視為突發且無法預期的事件，這在本質上已超出史學詮釋的範圍，因此無法引起詮釋歷史的專業歷史學者的興趣。 　　本書藉由揭示各種疾病傳播的模式如何影響遠古與現代人類的歷史，想把流行病史帶入歷史詮釋的領域。我所做的諸多猜測及推論都仍在試探階段。我提出的這些論點，還有待精通各種難懂語言的專家，細心審視經典古籍，來加以確認或是糾正。像這類的學院派研究工作，往往需要寫成論文，做為「箭靶」，看是否經得起考驗。我提出的想法和猜測，應該合乎上述的要求，同時還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使他們關心人類歷史諸多舊觀念之間所存在的重要鴻溝。 　　除了我必須提出的細節內容外，想必大家都會認同「進一步了解人類社群在自然平衡中不斷變遷的地位」，應該成為我們解析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沒有人能懷疑，傳染病在過去及現在都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摘自 緣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再版導讀 宏觀的疾病文明史 李尚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長年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加拿大裔歷史學者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於2016年7月8日以九十八歲高齡逝世。他的經典名著《瘟疫與人》中譯本在同一年度再版，可說是台灣對這位重要歷史學者極佳的致敬與紀念。麥克尼爾被視為是目前十分熱門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研究領域的先驅，成名作是出版於1963年的《西方的興起》，該書的主標題或許會讓人以為麥克尼爾談的是「西方」的歷史，其實他討論的是數千年來人類各種文明的互動，以及西方如何於短短五百年間在此過程中興起。麥克尼爾另一本世界史名著是1982年出版的《權力的追求》（The Pursuit of Power），討論軍事與科技如何影響權力關係與人類社會。 《瘟疫與人》的內容更廣泛、企圖心也更大。表面看來該書探討的是疾病史，而此類研究早已有之，畢竟傳染病的暴發常會對歷史有重大影響。例如斑疹傷寒對遠征俄國的拿破崙大軍造成巨大傷害，或是中世紀晚期的瘟疫對歐洲封建制度的衝擊。然而，《瘟疫與人》處理的範圍遠超過個別事件、疫情與疾病，而企圖討論史前時期直到現代疾病如何影響人類的歷史。 　　 簡潔原理看疾病史 　　儘管涉及的範圍龐大，《瘟疫與人》的基本解釋原理卻相當簡單，它建立於簡單的免疫學與疾病地理學觀念。簡而言之，人群接觸到來自不同環境的新病原時，常會因為缺乏免疫力而導致嚴重疫情與大量死亡。這種接觸可能是因為人群遷徙到新的環境，也可能是外來的人群或病媒將新的病原引入。接觸過微生物而仍存活者，則會產生一定的免疫力，當病原與免疫力達成平衡後，該疾病往往成為當地的風土病，尤其是兒童疾病，其殺傷力大減。 　　溫暖潮濕的熱帶森林，致病微生物種類多於寒冷乾燥的溫帶地區；擁擠城市的傳染病多於地廣人稀的鄉間；農業耕作和畜牧也會帶來更多的傳染病。除了病菌這類微型寄生物之外，人們還常常面臨榨取其勞動果實的巨型寄生物，像是統治者、征服者與殖民者等等。本書從這些基本原理出發，來探討生態、疾病與人類歷史的關係；從史前時代到現在的人類歷史，就是微型寄生物、巨型寄生物以及被寄生者之間的互動過程與結果。 　　《瘟疫與人》是生態史與環境史的重要經典，但它不是唯一的先驅。麥克尼爾自承在寫作《西方的興起》時，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為何為數甚少的西班牙冒險家，能夠擊敗印加與阿茲特克等大帝國，進而征服美洲？許多證據顯示，其實是美洲原住民對西班牙人帶來的傳染病缺乏免疫力，遭到疫情嚴重打擊，而讓野心家有機可乘。麥克尼爾並不是頭一個研究此一課題的學者，美國歷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Jr.）稍早在1972年出版的《哥倫布大交換》，就是探討此一主題的生態史名著。 　　但《瘟疫與人》更進一步，試圖以生態因素解釋許多看似難解的歷史現象，像是玄奧的宗教教義。例如，相對於中國入世的儒教，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之所以教導人棄絕塵世，是由於印度溫暖的環境具有更多的傳染病，致使生產力低的人民在應付國家的稅賦之後，資源所剩無幾，因此發展出貶低物質世界的宗教。他還推測印度種姓制度的產生，是因為北方征服者為避免染上南方部落民族身上的寄生蟲病，所發展出的接觸禁忌。有趣的是，麥克尼爾在書中也否定過去疾病史常有的看法，像是梅毒是哥倫布的船隊從新大陸帶到歐洲的說法。 　　學界多方檢視 　　《瘟疫與人》一出版就廣受好評，學界大多讚賞其宏觀視野與大膽綜述所帶來的啟發。然而，如此充滿驚人之論的著作必然會引起批評，尤其是史料的使用與推論必遭到嚴格檢視。具有醫師資格，也專研疾病史與疾病地理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艾克納希特（Erwin Ackerknecht, 1906-1988），就稱《瘟疫與人》為「科幻小說」。英國醫學史學者阿諾（David Arnold）1996年出版的《自然的問題》（The Problem of Nature）一書就宣稱，麥克尼爾對於黑死病與蒙古帝國擴張之間的解釋，具有高度臆測性質。阿諾提出許多的質疑，例如鼠疫真的是起源於中國雲南？會不會在十四世紀時中亞的老鼠就已經帶有鼠疫桿菌了？鼠疫真的是借助蒙古大軍傳播的嗎？會不會是氣候變遷導致帶菌的老鼠從原棲地出走，而使得人類與牠們接觸的機會大為增加？ 　　此外，中國史籍關於疫病的記載大多十分簡略，在1330年代與1340年代大量發生的疫病，真的是鼠疫？還是其他傳染病？這種對於將現代醫學知識套用於過去史料的批評，在1990年代的醫學史學界達到高峰。學者懷疑能否透過史料記載，對過去的疾病進行「回顧診斷」，畢竟古代人對疾病的認知與描述和現代醫學大不相同，而古代醫者所信奉的體液說等醫學理論，也和現代細菌學大異其趣。除非有好的遺體標本，否則今天的學者也沒辦法對古代病人做細菌學檢驗，怎能光憑文字記載就斷定當時的人罹患的是何種疾病，甚至進而做出各種令人嘖嘖稱奇的歷史推論？ 　　歷史經典瑕不掩瑜 　　不過，正如任教於牛津大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哈里森（Mark Harrison）所指出，學者如果採取這樣徹底的懷疑態度，認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所描述記載的疾病，絕對無法對應到今天的疾病分類，那麼就不可能進行任何長時段、大地理範圍的疾病史研究，更遑論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 　　換句話說，要不要做回溯診斷以及進行疾病生態史的推論，需要看探討的是何種議題而定。如果學者追問的是社會文化與醫學理論，如何影響對疾病的認識與治療，那當然不需要借助現代醫學來做回溯診斷。但如果要宏觀了解生態、經濟與長時程歷史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透過現代科學知識來揣摩當時的疾病種類，仍舊是無可避免的。在《疾病與現代世界》（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這本書中，哈里森強調執著於這樣的爭論是沒有益處的，疾病史的研究應該要「百花齊放」。 　　《瘟疫與人》這樣的經典，影響力有時會出現在出乎意料的地方。法國學者拉圖（Bruno Latour）往往被視為是對科學與科技有著激進看法的前衛思想家，他有時也被某些人批評為極端相對主義者。然而，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書中，將微生物與人類帝國比喻為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以吞食消化來比喻族群與文明的征服、消長乃至滅絕，此種看法成為拉圖的《巴斯德的實驗室》一書的靈感來源之一，不只多次加以引用，而且還大為讚賞。 　　麥克尼爾以同樣的視野看待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正符合拉圖將人類與非人類（微生物、動植物、機械甚至整個地球）都當成網絡中的行動者的理論觀點。強調科學推論的環境決定論與前衛的相對主義建構論，在此出現奇特的交會，這也許就是麥克尼爾的史學想像，展現於《瘟疫與人》的奇特魅力。 　　家學淵源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麥克尼爾一家祖孫三代都是歷史學者。他的父親約翰・麥克尼爾（John McNeill）是長老會牧師，也是研究基督教史的學者。他的兒子約翰・勞勃・麥克尼爾（John Robert McNeill）是目前仍很活躍的傑出歷史學者，和乃父一樣專攻世界史與環境史，著有《太陽底下的新鮮事》，更和父親合寫了《文明之網》。這兩本書在台灣都已有中譯本出版。勞勃・麥克尼爾在史學上克紹箕裘，甚至在父親成名的疾病環境史研究領域也發光發熱，他在2010年出版的《蚊子帝國》（Mosquito Empires），探討歐洲殖民加勒比海區域以來，黃熱病與瘧疾等病媒蚊傳播的熱帶疾病，以及該區域頻繁發生的戰事，如何塑造此地的歷史。此書出版以來獲得學界極大的好評，讚譽不斷。《蚊子帝國》的卓越成就，或許正說明了《瘟疫與人》所開拓的研究途徑，在更細膩的分析方式下，仍可帶來豐碩的史學成果。

源自動物的傳染病 大部分，甚至所有獨特的文明傳染病，都可能是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由於人類和家禽、家畜的接觸最密切，因此目前許多常見的傳染病，都發現與某些家禽、家畜疾病有關，這點並不令人訝異。 例如，麻疹很可能和牛瘟或犬瘟熱有關；天花則已確定和牛痘以及一大堆其他的動物傳染病密切相關；至於流行性感冒，則是人豬共通。的確，按照正統教科書的記載，目前人類和家畜動物的共通疾病數目如下： 家禽 二十六種， 鼠　 三十二種， 馬 　三十五種， 豬　 四十二種， 羊 　四十六種， 牛 　五十種， 狗 　六十五種。 這些疾病有許多重疊之處，因為除了感染人類之外，同一種傳染病常常也會感染好幾種動物。此外，由於某些傳染病非常罕見，而有些又非常普遍，因此單看上述統計，並不是很有意義。話雖如此，重疊數量還是能夠暗示我們，人類和家畜動物間的疾病關係有多麼錯綜複雜。而且它也明白顯示出，人與動物的密切程度愈高，共通疾病就愈多。 除了源自家畜動物的疾病外，人類也可能因為捲入某些野生動物的疾病循環中而致病。譬如，源自穴居齧齒動物的淋巴腺鼠疫、來自猴子的黃熱病，以及來自蝙蝠的狂犬病等，都是這類險惡傳染病的例子。 寄生物在新宿主之間轉移的情況，從來不曾停止過，即便在近代也一樣，有時甚至造成突發、劇烈的後果。例如在1891 年，牛瘟席捲非洲，殺死大量牧牛、羚羊和其他野生動物；但這次疫情實在太突然且太慘重（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反而使疾病本身沒法發展成地方性疾病。相反的，它在幾年後就消逝無蹤，理由恐怕是因為缺乏還活著的易染病有蹄類動物可供感染。 1959年，一種名叫歐尼恩熱病（O'nyong nyong fever）的人類新疾病，出現在烏干達，很可能源自某種猴類病毒。這種疾病傳播得又快又廣，但是在本案例中，它對人體造成的影響卻很輕微，而且能引發適度的免疫反應，因此復原也很快。結果，歐尼恩熱病和牛瘟一樣，也沒能發展成地方性的人類傳染病。相反的，它神祕的消失了，就像當初它神祕的出現般。也許歐尼恩熱病是撤退回樹冠區域了，那兒很可能是它的發源地。 十年後的1969年，另一種遠較歐尼恩熱病更致命的疾病，出現在奈及利亞，稱為拉薩熱（Lassa fever），這是由醫療站裡最先發現它的一群西醫命名的。這種新疾病最後在1973年追蹤回齧齒類動物身上，牠們可能是該寄生物的主要宿主。因此，適當的防疫措施於焉展開，以壓制這種疾病。 當某特定區域內的人口數大量增加，同時又栽種及畜養了某些新的植物及動物，我們不難想像出一連串以下的情節：傳染病必定會反覆由動物宿主轉移給人類，尤其是那些與人類有密切接觸的家畜動物。 當然，這類感染可以多邊進行。譬如，人類有時也會把疾病傳給家禽、家畜。同樣的，在家畜、家禽和野生動物之間，不論是同種或跨物種，都有可能互換傳染病，這是由接觸機會以及潛在宿主的易感程度來決定。 換句話說，當人類行為扭曲了大自然的動植物分布模式後，致病寄生物和人類一樣，都能成功抓住大好時機，占據連帶產生的新生態區位。人類的成功意味著，動植物的多樣性變低但數量卻增多了，對寄生物來說這算得上是改良的飼育所，因為只需要侵入一種物種，就能大肆繁殖；雖說幾乎所有病毒以及大多數病菌，在侵入宿主後，都只能活躍數天或數週，然後宿主體內的抗體，就會出面干預它們在個別宿主體內的發展。 微寄生與巨寄生異曲同工 在繼續討論疾病史之前，有一點很值得注意：在傳染病的微寄生，與人類政治、軍事行動的巨寄生之間，頗有類似之處。只有在文明社群已建立起相當程度的財富及技術之後，戰爭與掠奪才有可能成為符合經濟效益的事業。但是，在以武力奪取農糧時，如果餓死了太多農事勞動者，將會是一種很不穩定的巨寄生形式。然而，這類事件的發生率，頻繁到足以拿來和1891年非洲牛瘟的侵襲做比較，那次大流行摧毀的宿主數量之多，使得任何穩定、持續的傳染病模式，都無法建立。 在文明史早期，成功的掠奪者漸漸變成征服者，也就是說，他們學會了如何打劫農民：搶走部分農穫，但不能全部拿走。在嘗試過幾次錯誤之後，自會出現平衡之道。因此，農人學會生產超過他們維生所需的糧食作物，以便在這樣的掠奪下，求取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