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的關鍵趨勢：新冠肺炎重塑世界的五大思維

搶先全球英文版 版權已售全球 日本、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義大利、荷蘭等18國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楊永明專文導讀 　　來到後疫情時代，我們真的有解答了嗎？ 　　2020年全球因為一隻新冠病毒天翻地覆，歐盟暫停運作、民主制度停頓、資本主義停滯，失業率飛升。這不只是一場死傷慘重的瘟疫，其嚴重性更超越二十一世紀兩大危機：恐怖主義和金融危機。早在五、六年前，比爾・蓋茲就已提出警告、美國國家情報會議預測過，世界將會有一場全球疫病大流行，這場可被預測卻難以想像的「灰天鵝」，最後還是癱瘓全球的政治、經濟、社會運作。這場帶來失序，看不清未來面貌的新冠肺炎，為何讓所有評論家都說回不去？究竟是哪些事情徹底被改變了？ 　　歐洲政治學家伊凡．克雷斯戴（Ivan Krastev），同時也是索菲亞自由戰略中心(Center for Liberal Strategies)的主任，長期在《衛報》、《紐約時報》等撰寫政論。本書根據一篇為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撰寫的文章改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地緣政治風險的精彩絕倫的國際視角。 　　本書不只帶我們近距離看見社交距離背後所代表的排外如何破壞高度全球化的產業鏈、獨裁制度趁勢而起；不同的政權如何因應，美國總統大選是否能終結中美新冷戰關係等目前熱門議題。 　　克雷斯戴觀察到在這些議題下，還暗藏尚未被梳理清楚的幾項矛盾： 　　* 全球化真的走到了盡頭？ 　　* 政治人物是否意識到這場疫情真正的危機? 　　* 疫情的反反覆覆會帶來國家內部分裂？ 　　* 當經濟危機遠超過公衛危機，人民還能相信政府嗎？ 　　* 歐盟會因為這場疫情大流行，失去其影響力，成為有名無實的存在嗎？ 　　臺大政治學系兼任教授楊永明老師為本書撰寫導讀。針對作者的觀點，延伸出台灣在防疫有成後，歐洲已然改變，他們會如何牽動全球局勢的改變。身處亞洲的我們，要如何關注局勢。東西方政治學者的思維碰撞也是本書的看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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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戴上口罩的全球化：亞洲要如何走出困境、看見機會？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楊永明 第一 、戴上口罩的全球化 第二 、國家經濟主權擴大 第三 、美國領導力下降 第四 、中美新冷戰對抗 第五 、後新冠的亞洲整合走向，以及亞洲世紀是否將來臨？ 引言 新冠肺炎只是過去危機的重複？ 這是轉機、卻也是嚴重的危機 第一章 「居家」民族主義 全球化的真實面：吸引遊客、拒絕難民 不在國內的就是外國人 對市場不信任，會強化對政府的信心 生存條件強化世代衝突 民粹主義再次崛起 溫和的去全球化 第二章 民主是獨裁的比較級 獨裁制度乘勢而起 新冠肺炎重新檢視政權制度 民主失去養分，走到終點？ 「比較」是決定政策的條件 何謂民主制度的例外狀態？

導讀 戴上口罩的全球化：亞洲要如何走出困境、看見機會？ 　 　　本書作者伊凡．克雷斯戴（Ivan Krastev）是一位著名的研究學者，面對近年前所未有的公共衛生危機，新冠病毒引發的疫情疫情大流行，作者探討這次全球疫情大流行所呈現出的，疫情之外的社會經濟病徵與問題。這是相當即時的初步觀察與檢視，作者很有深度地解剖結構性變化與發展，十分具有參考價值。 　　書中提到幾個重要分析，像是：重新思考國土疆界；不同政體的危機處理；過往由經濟主導市場的國家，出現權力轉移；中國經濟首先復甦，擴大其影響力等。這些問題是當下國際社會與各國的具體且嚴重的問題挑戰，很值得讀者們深入閱讀與思索。 　　作者一開始就指出，其實近年來對疫情大流行的警告不勝枚舉，二○○四年美國政府報告就提出警示，疫情大流行將會造成全球旅遊與貿易的停頓；二○一五年比爾．蓋茲的TED演講也預言全球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危險，因此，本書作者以「灰天鵝」形容這次新冠疫情疫情大流行，意即「可預測卻無法想像的」衝擊事件。 　　瘟疫是戰爭嗎？當然不是。這並非軍事行為，也沒有造成國家的武裝衝突，但是這次疫情造成的危機與衝擊，完全不遜色於一場大規模多邊戰爭，堪比世界大戰等級的災難。各種陰謀論也甚囂塵上，包含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美國軍事生物武器、生態控制機制，甚至大型製藥商的精心設計等。這些可謂多是在疫情疫情大流行衝擊下，人們開始尋找原罪者的代罪羔羊。 　　新冠肺炎造成的陰影， 使各國開始出現「 居家民族主義」（Stay-at-Home Nationalism），或者我認為可以稱之為「新冠民族主義」，排外與歧視開始蔓延。居家隔離與暫時休市雖說是避免擴散及感染的措施，除了意味生活上減少互動與交流，擴及國際旅遊、國際交流等驟然停頓，人們生活上變得孤立與疏離，同時也抱怨跟懼怕會散播病毒的國家與外來人士。當「新冠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排外與歧視的氛圍只會不斷高升。 　　後疫情的經濟紓困與社會恢復，需要相當時間，才能回到正常狀態。但是，我們真的能夠回到過去嗎？很顯然是回不去了。無論是這隻病毒從防疫到社會經濟的穩定，及國際交流和全球化的進展，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嚴重影響，因此這一次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產生五種不同層面的危機： 　　1.公共衛生危機 　　2.社會穩定危機 　　3.經濟發展危機 　　4.政治治理危機 　　5.國際秩序危機 　　以上這五個危機的幅度是從國內到國際、從個人到人類未來的發展，可說是當代歷史上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沒有之一），不僅造成全球幾乎每個國家、每個社區以及每個人都驚慌恐懼，也使得絕大部分的社會與經濟因此停擺長達數個月之久。 　　新冠肺炎的出現考驗政府的治理能力、危機處理以及政治體制的適當性。政府必須強力介入社會運行與經濟活動，建構有效處理疫情的措施，但是強勢作為的反效果就是剝奪自由人權，許多評論因此擔心大政府或集權治理的後續影響。至於新冠疫情對於國際社會的影響，可能是最外顯的，特別是阻斷全球化與國際交流方面，中美對抗關係也產生催化效應。 　　後新冠的各國與國際社會，會有哪些變化與特徵呢？新冠疫情疫情大流行真的會對國際關係產生結構性影響嗎？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後新冠世界有著五個特徵： 　　● 戴上口罩的全球化 　　● 國家經濟主權擴大 　　● 美國領導力下降 　　● 中美新冷戰對抗 　　● 區域互賴亞洲整合 　　第一、戴上口罩的全球化 　　戴上口罩的全球化將會是「新常態」， 意指三項主要新變化將成為日常政策與措施，分別是防疫超越反恐、衛生安全被視為非傳統安全威脅，以及國際旅遊、移動和交流等在短中期將會大幅縮減。 　　首先，防疫超越反恐，從此各國防疫措施將會嚴格實施，甚至超越對抗恐怖主義的安全措施。二○○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發生後，無論是機場安檢、貨物檢查、或是金融與反洗錢等相關規定，都出現嚴格反恐安檢與新措施，數年下來相關的反恐措施也已經變成國際活動與全球化的一部分。 　　因此這一次的全球疫情大流行，發展治療抗體藥物與疫苗勢在必行，但是由於擔心疫情持續擴散，未來各國在防疫措施上將會超越反恐的措施，採取更加嚴格的要求。相關的防疫要求從口罩、體溫、檢測與證明、相關隔離措施商品、國際農漁產品檢驗等，都會增加更多的防疫措施與規定，因此防疫超越反恐，將會成為未來戴上口罩的全球化的新常態。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楊永明 作者序 　　二○二○年三月中，我深受疫情擴散困擾，蝸居朋友在保加利亞鄉間的房子裡，思考新冠肺炎會怎麼改變世界的問題。我最初的答案化成文章，發表在幾份歐洲報紙上，敘述我們從這次危機初期可能可以學到的七個教訓。我預見在後疫情的世界，病毒出現前就已經存在的趨勢和衝突會強化；我依據這種邏輯，把病毒視為擴大器而不是破壞力量。我主張新冠肺炎會瓦解全球化，終結深具破壞性的過去十年，造成我們的政治、經濟和生活方式的重大變化。 　　我預期大家會對專業技能和科學新知恢復信心，在這種信心支持下，國家地位會重新恢復，民族主義會崛起，民主制度和大數據威權主義之間的界線會模糊化。我和很多人一樣，預期美國對全球的主宰力量會削弱（儘管我沒有預料到中國對全球的影響力會隨之上升）。 　　根據我的了解，新冠病毒會挑戰歐盟成立的若干主要假設，為歐盟的重大轉型計畫揭開序幕。如果情勢發展不利，新冠肺炎可能觸發歐盟的瓦解。 　　十九世紀俄國的偉大思想家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有句名言，說：「歷史沒有劇本。」我也總是有同樣的感覺。我思索新冠肺炎可能激發哪些變化時，會想到作家史帝芬．李科克（Stephen Leacock）在《打油小說集》中的一句話：「羅納度勛爵一言不發，飛速出門，飛身上馬，四處狂奔。」我認為世界即將改變，卻不認為改變的方向事前已經決定好，和冠狀病毒的快篩相比，我們的預測甚至更不可靠。 　　戰爭還沒打完，你不可能就評論戰後秩序，但是我文章中提到的七個教訓激發了一些辯論，迫使我重新檢視自己的論點。基本上，我支持自己稍早的結論，但隨著疫情進展，讓我困擾的不是我提出了錯誤的答案，而是問了錯誤、過時的問題。 　　舉例來說，我和其他評論家一樣，嘗試預測改變的方向時，全神貫注在民主政體或威權政體比較能夠妥善處理疫情上，其實情勢很清楚，政體的性質顯然不是控制疫情成敗的關鍵要素。正如美國學者瑞秋．柯蘭菲德（Rachel Kleinfeld）主張的一樣：「即使政客意圖利用這場危機，來宣揚自己屬意的政治模式，但目前沒有任何的紀錄顯示成效和政體之間，有著強烈的相關性。」 　　專制政體國家中，就屬新加坡表現優異，伊朗之類的其他專制國家卻做得相當差。同樣的，有些民主政體國家，像是義大利和美國走得跌跌撞撞，南韓、德國和台灣等其他民主國家，卻表現的可圈可點。在柯蘭菲德的分析中，這些國家能夠有效控制疫情，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於先前有面對類似危機的經驗、社會高度互信、國家能力高超。柯蘭菲德認為，台灣、南韓、香港和新加坡的政體雖然不同，卻都從二○○二年到二○○三年間的SARS疫情中，得到正確的教訓，並且在冠狀病毒剛開始蔓延時，就發展出快篩，才能走在病毒前面。這三個國家都訂有緊急法令，賦予政府特別權力，去追蹤感染者的足跡，這些國家並放寬隱私條款，以便足跡訊息廣為流傳，警示有受病毒感染的人接受篩檢。最後，這些國家依賴強力執行的隔離措施，來減緩疫情爆發。 　　所有有效打擊新冠肺炎的國家，人民都高度信任政府；政府對社會的管制成功與否，取決於自發性的服從，而非強制執行。即使中國、新加坡和南韓的政體都相當不一樣，但在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上，這三個國家都排名在最高的前十名當中。只有公民信任的政府才能有效維持繁重的封鎖工作。 　　相反的，在專制的伊朗和民主的義大利，公眾對政府機關的信任度低落，導致推行社交距離時困難重重。根據柯蘭菲德的理論，政治的兩極化和對政府的低度信任，至少是美國因應這場危機時遇到困難的原因之一。 　　柯蘭菲德認定，政府在介入通訊、提供公衛到維持隔離政策和生產設備的能力，是成功因應這場危機的第三個關鍵因素。政府的辦事能力跟國家經濟或政體的特性之間，幾乎沒有什麼相關性，官僚體系的素質才具有決定性，預算或保健開銷的多寡不具決定性。 　　柯蘭菲德的研究顯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民主和專制體系加強政治宣傳的競爭時，世界各國對疫情的因應之道，卻造成不同政體之間的界線模糊化。民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一樣，樂於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同時，專制獨裁者也像要競選的民主政治人物一樣，對公眾的反應深感興趣。用英國政治哲學家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的話來說：「在封鎖時期，民主政體展現了和其他政體的相似之處，換句話說，追根究柢，政治就是權力與秩序。」也就是說，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政體，新冠肺炎帶來的改變，並非新版的「歷史終結」；而可能是意識形態強度下降、卻更不穩定的世界。 　　有時候，我們堅持到底的信念會土崩瓦解、我們對不確定性的集體意識會劇烈改變。大家開始忽略當下，取而代之的是思考未來，不論未來是大家所希冀還是害怕的東西。 　　只要一隻病毒就可以讓世界天翻地覆，正如我在文章中說的一樣：歐盟暫時中止運作，人民各自在自己的國家裡尋求安全庇護；民主制度處在停頓狀態中，大多數歐洲國家推出緊急法令，國會議員各自回家，遊行示威遭到取締，選舉延期，反對黨失去政治意義。這也是資本主義停滯的世界，失業率飛躍上升，全球經濟危機面對的毀滅性力量，遠遠超過當年的金融海嘯。政府對經濟市場的「干預」程度是一九八九年以來的空前新高，一時之間，國有化經濟變成了新常態。 　 　　今天我們開始相信各種可能性，是因為我們受到一些無法想像的事情圍困。我們突然能夠相信美國可能建立全民健保，中國將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權，俄羅斯總統普丁或許會失勢，歐盟瀕臨瓦解或是另組歐羅巴合眾國（European Union）。隨著飛機停飛、造成巨量汙染的企業關閉生產線，氣候變遷行動主義分子開始認為：低碳世界的夢想可以成真。歐盟會員國關閉邊境時，右派民粹主義分子開正如加裔美國製片人兼社運分子亞斯塔．泰勒（Astra Taylor）說的一樣，「對冠狀病毒疫情的反應透露出簡單的真理：長久以來，政治人物一直告訴我們很多政策不可能、不可行，顯然一直都是可能又可行的……現在我們知道原來這些『規範』沒有其必要性……這個前所未有的機運不只是按下了暫停鈕、緩解了苦痛，更永遠改變了遊戲規則。」

對市場不信任，會強化對政府的信心 民族國家的地位能夠回歸榮耀，疫情激發的高昂民族主義是主要原因。二○○八年雷曼兄弟和貝爾斯登兩家公司倒閉後，很多觀察家認為，大家對金融市場不信任，必然會強化人民對政府的信心。這種觀念並不新穎，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開始後，人民要求政府強力介入，抵銷市場的失靈。一九七○年代正好相反：人民對政府介入感到失望，因此到了下一個十年，在雷根總統和柴契爾夫人的領導下，市場出現報復性的轉強。二○○八至二○○九年會出現經濟大衰退，原因出在大家對市場的不信任，卻沒有對政府施壓，要求政府加強干預的矛盾。世界各國類似「占領華爾街」的行動分子，雖然強烈要求政府大力推動政治和社會改造，國家卻沒有負起這個責任。 在薄伽丘著名奇聞軼事集《十日談》的一個故事裡，可以找到歐洲經濟衰退經驗的迴響。吉安諾托．迪希維尼（Giannotto di Civign）自認為，有義務把住在巴黎的猶太友人亞伯拉罕，轉變成基督徒，以便拯救他的靈魂。某一天，亞伯拉罕出發前往羅馬，告訴吉安諾托，他要見過主教群之後，才會決定是否改信基督教。吉安諾托很清楚教會會士的腐敗，因此對亞伯拉罕是否會改宗失去希望。然而亞伯拉罕回來時確實已經改信基督，並做出結論：既然基督教的領導階層這麼腐敗，基督教義卻仍然能夠蓬勃發展，就可能是上帝的真言。 我們可以看出，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也有類似的過程。很多歐洲人曾經以為，如果新自由主義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在經濟崩潰後，毫髮無損地倖存下來，那它可能就是真理。不過才十年，新冠肺炎就強迫大家重新評估政府在生活中的定位。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仰賴政府規劃公共衛生，並依賴政府挽救直線下墜的經濟。有趣的是，現在評估政府的效率，依據的標準是政府改變國民日常行為的能力如何；處在危機中，不作為是最明顯的作為。大家做好準備，能夠容忍政府限制人民的重大權利，卻不能容忍不準備採取行動的政府。 從新冠肺炎等同歐洲難民危機的角度來看時，會忽略這場危機的兩個面向。首先是社交距離的政策，中央政府獲得額外權力之際，也強化了地方政府和區域個體的存在感。第二、關閉歐洲國界可能暴露民族主義的極限。在經濟焦慮主導公眾議論的時候，歐洲人可能發現，現在的民族主義和十九世紀的情況不同，在經濟上無法永續維持。討論各國經濟時，美國和中國能夠懷抱自給自足的幻象，歐盟也能從謹慎的「去全球化」中獲利，歐洲小國卻毫無機會。歐洲人很快就會明白，和歐陸其他國家結盟，是他們唯一所能得到的保障，但是以貿易保護主義的某種形式表現出來。 溫和的去全球化 歐洲領袖面對新冠肺炎帶來的政治挑戰，正面臨下述策略性的抉擇：可以為維持開放邊界和全球化的世界而戰，也可以努力達成比較溫和的去全球化。我建議他們應該注意第二個選項。新冠肺炎下的全球化、加上十九世紀的經濟民族主義不再是歐洲中小民族國家的選項，也許會為以歐盟為中心的新興領土民族主義帶來機會。冠狀病毒告訴歐洲人：如果他們想保持安全，就不能容忍大部分藥物或口罩在歐洲以外的地方生產。同樣的，他們不能依賴中國企業打造歐洲的5G網路。 在這場危機的危險期中，我們看到各個國家自力更生，戰勝了彼此的互惠互利。義大利請求盟國提供緊急醫療設備時，沒有一個歐盟國家有回應。德國一開始就禁止醫用口罩及其他防護裝備出口，法國則徵用國內生產的所有面罩，歐盟執行委員會被迫介入，調節醫療設備的出口。 新冠肺炎導致歐洲懷疑論在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興起時，歐盟成員國極度不團結，可能導致歐陸四分五裂的議題，再度搬上檯面。回歸民族國家雖然是面對公衛危機時的正確反應，但是在缺乏美國領導、又遭到美中對立拆散的世界裡，一個更團結的歐洲和擁有緊急權力的布魯塞爾可能是面臨下一階段危機時，唯一實際可行的解決之道。 新冠肺炎形成了一個絕大的矛盾，就是關閉歐盟會員國之間的國界、把人民封鎖在他們住的公寓裡，反而讓人民的國際化程度上升到空前未有的高峰。全世界人民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擁有共同的話題、分享相同的恐懼。大家待在家裡，花無數時間，坐在電腦和電視螢幕前，把自己碰到的事情，拿來和其他地方居民碰到的事情比較。 這種時刻很奇特，在我們的歷史上可能絕無僅有，但我們不能否認，這樣感覺起來，好像我們正在占領一個共有的世界。 二十一世紀下的全球化，給予人們一個可視的錯覺，只有具有活動力的人，才能真正周遊世界，而且只有在不同地方都能自由自在過活的人，才能保持普世主義觀點。但事實上，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主義者康德一生之間， 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家鄉柯尼斯堡（Königsberg）。他的故里在不同的時代，曾經屬於不同的帝國，但他總是偏好待在這裡。今天的全球化（或去全球化）的矛盾可能起源於他。新冠肺炎用世界主義感染了全球，也同時讓各國轉而反抗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