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年記西藏：當我們談論天花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神佛所在，妖魔亦雲集 唯色是誰？ 是在強權壓迫下仍極力發聲的藏人，是以文字和攝影對抗國家暴力的作家、詩人， 是多次獲得國際人權相關獎項的記錄者。 而在本書，她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觀察者和經歷者，帶我們看見去除了和諧濾鏡的真實西藏。 　　※在瘟疫中生活的方式，或者說度過漫漫疫情的方式，對於我來說，其中之一便是閱讀。 　　在不見盡頭的疫情中，與我們相伴的是文字、是故事。如黑死病時期的《十日談》，如記錄倫敦瘟疫的《大疫年紀事》，如卡繆的小說《鼠疫》。在至暗時刻，我們閱讀、講述、記錄、反思，在書中感受那亦近亦遠的時間重複性，在文字裡尋找次次捲土重來的疫病之啟示。 　　※藏人一生也未必能取得邊防證前往一次，漢人卻能肆意把聖地變成遊樂場，世界荒謬，莫過於此。 　　我們怎麼也無法想像，藏人去不了自己的聖地，觀光客卻能輕鬆拿到通行證，就連不相關的藝術家都能傲慢地長驅直入。如今，國家政權儼然是另一種瘟疫，能跨越任何邊界，民族主義更擁有壓倒一切的無限權能，歷史真相、宗教信仰在其面前都得卑躬屈膝。這一切讓人不禁疑問，聖地到底是誰的聖地？ 　　※當我們談論天花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唯色以筆為我們刻畫出一幅鮮明的疫中紀錄，不僅記表面的新冠肺炎，更扣問擴散至世界的究竟是什麼樣的「病菌」？以此書在逐漸麻木的漫長疫情中給予警醒，呼籲我們不要失去感受力，不要放下對真相的執著和追尋。麻木與忘卻並非祝福，真正可怕的是人心冷漠，是丟失信仰，是誤將謊言當真相。 　　瘟疫尚未結束，國境依舊封閉。 　　然而翻開本書，便如在紙上入雪域、轉聖山， 　　隨其文字窺見西藏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唯色作品集 　　名為西藏的詩（2006） 　　西藏記憶（2006） 　　看不見的西藏（2007） 　　聽說西藏（與王力雄合著，2009） 　　西藏火鳳凰（2015） 　　殺劫（再版）：不可碰觸的記憶禁區，鏡頭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披露（2016） 　　絳紅廢墟（2017）

　　作家 房慧真、作家 徐振輔、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曾建元、作家 黃麗如、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潘美玲、滋賀縣立大學地域文化學專攻 博士候選人／文字工作者 李崇瑜 好評推薦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封鎖期間，唯色從歷史壯闊的視野，訴說著現今西藏境內遭受殖民帝國病毒之疫的累累傷痕，將被制伏的聲音和淚水，穿越隔離之幕，化為傳達真相與未來的寄望。」――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潘美玲 　　「讀唯色寫藏區，同時也讀唯色寫自己的民族意識追尋、寫自己民族遭受的苦難。一切都是如此無力，但總是有人得負起記錄的任務。」――文字工作者 李崇瑜

推薦序 跟著唯色的筆記本進入西藏 文字工作者 李崇瑜 　 　　對西藏有些了解的人，應該都讀過唯色的作品。她的著作《殺劫》，活生生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時期，西藏自治區及東部康區動盪的面貌。她的父親留下的那些膠捲，成為她民族意識啟蒙的養分，從此為自己的民族不斷書寫，即使遭受打壓、監控和軟禁，也無絲毫畏懼。 　　二十年前，唯色於中國出版了《西藏筆記》，拒絕自我批判，接著被封殺，之後便無法在中國公開發聲。她的中文作品均先在臺灣出版，接著翻譯成其他語言流向世界。我第一次讀《殺劫》是在日本，那時剛接觸西藏領域的我拿著指導教授開的書單走到圖書館，西藏相關的書籍大多會配上壯麗絕美的風景照，但《殺劫》給我的震撼遠大於那些風景。回臺灣之後，我便開始閱讀唯色的其他中文著作。 　　大三時我前往青海學習安多藏語，在學校認識一些當地藏人大學生。某天一個朋友札西（化名）到我的宿舍聊天，途中他拿出隨身碟，叫我一起看看裡面的東西。打開一個名為「漫漫自由路」的資料夾，看名字就知道是不能公開觀看的文件。裡面有著各類檔案，像是電影《西藏七年》、《賽德克巴萊》等等。我笑著說怎樣，連賽德克巴萊都不給看就對了。札西說應該是怕少數民族看了增強意識吧，像他自己看完就很興奮，原來臺灣高山族和他們在教科書上讀的不一樣。聊完臺灣原住民後，我們開始看資料夾中的PDF文件。他先秀了達賴喇嘛自傳，問我一些關於達賴喇嘛的問題，接著便問我有沒有讀過唯色的書，唯色特別「牛逼」。我和他說我有，唯色的書都是臺灣出的。札西很開心的說還好臺灣有出版這些書，不然他們也讀不到。那時中國的網路長城還未完全築起，雖然已經禁用Facebook和Google兩大網站，但還是可以輕鬆地連上到外國網頁尋找資料，禁書網也流傳著各種西藏相關的著作。唯色在許多中國境內藏人知識分子心中，便是那漫漫自由路上的一盞燈。 　　《殺劫》出版兩年後，二○○八年三月十日拉薩的藏人上街抗議北京奧運，並大喊要達賴喇嘛回西藏。此一行動迅速擴散至藏區全域，聽朋友們描述當時的情況，安多各地的藏人也多參與了這場抗議。在那之後，中共開始強硬鎮壓和逮捕抗議者，並封鎖消息。那年唯色因此無法在拉薩久待。她採訪許多藏人和整理國內外新聞，於隔年三月出版了《鼠年雪獅吼　二○○八年西藏大事記》，為當年的事件留下了一份紀錄。 　　藏人也從那次事件之後開始以自焚當作一種抗議手段。儘管遠在印度的達賴喇嘛表示無法支持藏人這種行為，迄今已有一百六十名以上的藏人以此種方式做決絕的表達。如果有機會前往中國，便會發現西部藏人較多的城市，像是成都，公安哨口旁放的，常常不是槍械而是滅火器，很明顯是要防範藏人在鬧區引火。 　　唯色於二○一五年出版了《西藏火鳳凰》，用以悼念自焚的藏人，並留下貴重的文字，記錄了藏人在中國境內越發嚴重的限制和各種困境。當時住在日本的藏人朋友索南（化名）託我從臺灣購入這本書，並在暑假前往青海時帶去給他。需要如此大費周章，是因為藏人在每次出入中國時，行李都會被嚴密地檢查，即使是研究用的學術資料，也不能含有政治敏感內容。而身為「外國人」的我則不會碰到這些事，在機場可以不用被檢查行李，輕易通關。藏人在中國，沒有先拿到外國的簽證甚至無法辦理護照。唯色則是一直被官方拒絕發給護照，即使有數個國家要給出國寫作的機會。 　　後來我和索南喝酒時聊到這事，他把書帶回家後，拿給了自己的爸爸看。他說，爸爸翻了幾頁後，拿著書默默地走到保險櫃，把書放進去並鎖上。然後提醒他這本書不能讓其他人看。索南說許多的藏人並不知道唯色寫的那些事情在他們身邊發生，他的爸爸感到震撼，卻同時覺得知道這些事情可能讓自己和家人遭受危險，這種自我審查的沉重情緒讓他當下說不出話來。在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想要發出和官方敘事不同的聲音都得付出極大的代價。唯色二十年來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仍不斷對外傳遞訊息和書寫，讓我們有管道窺見藏區現況，這便是閱讀唯色著作的理由。 　　我一直有追蹤唯色的社群網站，因此知道她正在寫新書。收到書稿前，以為內容會是今年她回西藏自治區和轉山的紀錄，想不到首章就跳回二十年前，從她在康區的遊歷故事展開。之前提到的幾本著作，均有明確需要記錄的主題，因此本書在閱讀時可能容易混亂。讓我想起安多出生的納倉怒羅先生所著回憶錄《那年，世時翻轉　一個西藏人的童年回憶》，書中的敘事方式也是這樣非線性，且不斷插入各種故事和回想。要享受這樣的敘事方式，可以試著想像自己在藏區和他們在同一屋簷或天幕下，晚上燒著爐火，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說到興起時，話題和故事便會源源不絕地出現。藏人是喜好聊天和說故事的民族，我在安多長住時，和那裡的家人總是吃著晚餐聊天。他們除了喜歡說話，也擅長語言和文字的藝術。我的藏人朋友們都好寫詩，且樂於分享給我欣賞。有鑑於我的藏文沒有高明到可以讀詩，因此他們都會翻成日語或華語給我。即使這過程複雜，文句的美感可能也減少許多，但他們依然樂此不疲。唯色在書中穿插的詩篇總讓我想起遠在安多的友人們。 　　唯色的旅行紀錄從一九九九年的康區寫到二○○二年的岡仁波齊轉山，在我看來，現在的唯色回憶當時的自己與旅程，自然會產生許多火花。藏區在二十年間發生多大改變，身為一個不間斷記錄者的唯色自然最清楚。唯色用了累積的知識和網路連結為之前的旅行做了新的註解，同時也帶我們認識西藏的幽微歷史和講述那些地方的現況。她寫因國境分斷而邁向不同命運的藏人村落，也透過寺院歷史梳理了一些宗教史。也許片段而細微，但都是追求自己民族回憶的紀錄。 　　唯色曾在訪談說過，自己是個舌頭被做手術而失去母語的人。因此她不斷地想要學回母語，用母語說故事。書中出現大量漢字音譯的藏語詞彙，對一些讀者來說也許並不容易閱讀，但這便是唯色用母語說話的證明。讀著她在許多名詞後面加「啦」這個敬語我都會心一笑，畫面像是有了聲音。自己學的安多藏語不太使用敬語，曾被在達蘭薩拉學過藏語的指導教授笑我學藏語還學老粗的方言。看唯色書中使用的藏語字彙，自己也有跟著學藏語的感覺。 　　除了旅行筆記以外，本書也有許多讀書筆記。唯色透過不斷閱讀新資料並將其內容摘要整理，讓我們跟著一起吸收新知。從文中看她讀書的量與速度，實在令人敬佩。許多臺灣這兩年的新書她已經引用、寫進各章故事的延伸。　 　 　　也許是自己學科的投射，會把唯色的文章當成一種藏區的紀錄在讀。讀唯色寫藏區，同時也讀唯色寫自己的民族意識追尋、寫自己民族遭受的苦難。一切都是如此無力，但總是有人得負起記錄的任務。被問到就西藏問題與中共談判時，希望堅守的底線是哪些時 ，唯色回答從自己寫作者的角度來看，需要堅守的就是「真實」。她一路走來，不畏艱難而誠實地持續書寫，本書也維持了這個風格。我和指導教授聊到西藏相關的書籍時，他說：「這些作品不管寫得如何有趣，都不是你會打從心底覺得有趣的讀物。但大家又不得不寫，為了後世留下點紀錄。」如果讀完本書，勾起了誰對西藏有更多的興趣，進而關心藏人們的困境，這就是唯色啦的功德。 後記 當岡仁波齊再次出現在眼前…… 　　當岡仁波齊再次出現在眼前，是二○二一年九月九日。距離第一次轉山時見到，已過十九年。 　　聖山以其特別而著名的形狀――對我而言，親切得如同故鄉中的故鄉――像難以形容的瑰寶晶瑩剔透，閃閃發光。如果不是山下插著那塊醒目的／刺目的紅底黃字標語――中文和藏文寫「時代先鋒　魅力普蘭」――我可能會以為自己在做夢。一年前，我開始寫當年於聖山遇見從邊界那邊來的行腳僧時，近乎無望地感慨何時才會有機會再次轉山。 　　不真實的感覺被紅標語戳破。正可謂「一路念卓瑪／一路上，觸目皆是紅標語／提醒你：要感恩，要感恩」。卓瑪是度母的藏語，救度佛母，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我沒想到我竟在北京辦到了去往西藏自治區的「邊境管理區通行證」，且為期三個月（其實這與我的戶口如今在漢地有關，也即是說，戶口不在藏地的，都容易辦）。我原以為我又得像以前那樣，幾次三番地央求國家權力的化身恩賜這一紙「通行證」，准許我履行一個佛教徒的功課。也因此，當我真的走上了五十多公里的轉山路，卻有幾分恍惚，似乎難以面對夢想成真的事實。 　　我也沒想到連拉薩也獲得網開一面的待遇：「通行證」放開，人人可申請，不過為期只有一個月。我歡欣地告訴王力雄，卻被他冷靜的幾句話點醒：「岡仁波齊本來就是你們的聖地，朝聖本來就是你們的權利，為何要感激涕零？這不是斯德哥爾摩症麼？」需要補充的是，「十一」長假即中國國慶假期之後，相關政策又有變，拉薩又跟過去一樣很難辦「通行證」了，怎麼會這樣？這簡直就像權力的遊戲，讓無權利的平民忽喜忽悲，無所適從。難道是無數藏人成群結隊地朝聖，追求、認同宗教信仰帶來的幸福，讓統治者不爽？還是處於緊張狀態的邊界有特殊情況發生？ 　　對於我來說，或許真的有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奇蹟。多年來，我不停地書寫著聖山，反覆地回味著第一次轉山之行……「上來透口氣！」我自言自語。其實這句話是歐威爾（Orwell）說的，當然我知道他接著說：「但哪裡有空氣呢？我們身處的垃圾桶已經夠到同流層了。」但我還是喜歡這句話：「上來透口氣！」這正是我轉山時的感受。也許很多人會因為高海拔反而出氣艱難，可我恰恰相反。 　　之前我寫過，鑒於當年轉山一天完成，五十多公里只顧快走，以至於多年後悔，許願若能再次轉山，一定要慢慢地走三天，慢慢地看風景，慢慢地感受聖山所獨具的力量。而這樣的時刻終於來臨―― 　　岡仁波齊或在晴空下，或在雲霧中，有時候見得到，有時候見不到，但都格外地美。一路遇見許多磕著等身長頭轉山的藏人，或眾人相伴，或獨自一人，風雨雪無阻。很多磕長頭的都是年輕人：一個染髮戴耳環的男孩考上了成都的大學，轉完山就要去上學；一個秀麗的女孩聽到我把旁邊的男子當成了她的男友，笑得蒙住了臉，因為那是她舅舅。一路還遇見許多盛裝以飾的男女漫步似的走著，環佩叮噹，發出清越響聲，伴隨祈禱聲聲，是喜悅諸多神靈的意思吧。革吉地方的女子服飾美麗，尤其是帽子別緻，翻翹的帽檐類似麋鹿的彎角。從拉薩來的，不少像退休幹部，謹慎、矜持又禮貌周全。 　　這些動人的景象是朝聖／轉山的盛景，我因此感受到平時少有的快樂：與同行的族人打招呼，互致吉祥如意；在某塊大石頭前停下，模仿圍在一起的族人，閉目用手指觸碰石頭上的某個凹處，以示衡量對父母是否孝敬，爆發出一陣陣歡笑；走過外轉道上的最高埡口卓瑪啦，下起了小雪，我滑了一跤，撲倒在一塊石板上。幾乎同時，援助之手迅速伸來，將我一把扶起。是一位白鬚飄飄的清瘦老者，白色藏袍用絳紅腰帶繫住，白色長靴有五彩圖案環繞。我忘記了多少有些疼痛，情不自禁地說：「波啦（老先生），您太帥了！」 　　我愛轉山路上遇到的人們。包括那個因疫情無法回到杭州家裡，羈留拉薩長達一個多月的蒼白女子，獨自轉山的她走得極慢。無論如何，幾乎都是因為精神的理由，才走上了高高的、迢迢的轉山路，為此奉上贊嘆與祝福。我更慶幸自己與如此眾多的族人及信仰者同行，彷彿重返千百年來不曾中斷，而世事反轉的今天有過中斷、卻無法被強權消失的朝聖盛況。 　　三日轉聖山，兩夜宿小寺。在傳說野氂牛隱沒於磐石中的哲熱普寺，透過木格子窗戶，恰好看得見兩座金字塔形狀的山峰之間像奇異花蕊的聖山，大面積積雪的山壁中間露出青色岩層。仔細看，似乎可見非常特別的圖案：一頭毛髮漫鬈的黑氂牛在頑強地奔跑，一位驕傲的騎手正後仰抬首。不過我沒有做到之前在文章中所寫的，要「通宵不眠，凝視與默禱，仔細銘記聖山在星月之夜的絕世之美」，這是因為夜晚的聖山其實被黑暗遮住了，什麼也看不見，而且夜越深也越寒冷，我很快就在窄窄的木床上裹著睡袋睡著了。 　　總之，難得上來透口氣，就與同行的朋友如此命名了這三日：第一天，扎西，既是吉祥之意，也是善良揹夫的名字；第二天，唯色，既是光芒之意，也是我的名字；第三天，逛逛，既是友人網名，也是最輕鬆愜意的一天，才走了十二公里。依然不時遇見磕長頭的信眾，每個人都一絲不苟，走三步便合掌伏地，並用戴著手套或套著木板甚至套著拖鞋的雙手，在塵土飛揚的道路上划下橢圓形的痕跡，如同印刻某種標記。 　　當我們回到塔欽鎮，在意味著朝聖終點的一座水泥橋頭，四位磕著長頭陸續抵達的三女一男正以這樣的方式表示慶賀：向四方諸佛菩薩再次匍匐頂禮，相互之間敬獻潔白哈達，並給路人分享剛買來的飲料點心。我們也得到了哈達和此刻別具風味的可口可樂，並同他們合了影。他們來自附近仲巴縣牧區，額頭上沾滿厚厚的塵土，眼睛明亮，笑容真誠，明天還會步行轉山一圈，才是最終圓滿。 　　我不禁熱淚盈眶，想起這段話：「然而大地上的生活多麼辛苦，生存環境是如此嚴酷，我的族人們多麼孤寂而堅強，我終於理解了佛教的偉大和親切。在這裡，對佛教的信仰是多麼地必要。諸佛與菩薩實際上就是我們生命中至親的親人和朋友。世俗中掌握權力的那些政客並不能給予眾生真正的幸福和快樂。請允許吧，允許我們擁有我們的親人和朋友：諸佛與菩薩及真正的信奉者。」這是我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去往擁有諸多聖地的上阿里三圍時寫的日記片段。 　 　　我希望我用文字表達的不僅僅是一個佛教徒的轉山朝聖，而是富有更多層次、更多意義的敘事。其中當然有政治的干預和影響，而這其實是最主要的。單純意義上的朝聖已無可能。連聖山顯露真身時，朝聖者遠遠看見的，卻是鮮紅的標語牌不只一個。你沒法不最先看見，突兀的紅色如同不邀而至的統治者，在藍天、雪山與褐土構成的原生態世界中，那麼地野蠻，那麼地喧賓奪主。 　　「但我並不是很在乎」，這也是歐威爾說的。所以我沒有在社群媒體上貼出紅標語，雖然我拍得足夠多。我力圖想忘卻，想忽略不計，想當它不存在，然而不可能避開，除非五蘊皆空，以至於還是會被痛苦的情緒攫住。 單純意義上的佛事已不存在，連寺院的僧侶也不復以往。有的沉默不語，有的逆來順受，但也有個別的會仗勢欺人。我為此寫了一首詩，給後者那樣的人：「他穿解脫者的絳紅衣／卻像狗貪戀其食瓢／露出了幫凶的嘴臉／製造了障礙／但我們不生氣／自有因果，將其送祟」。 　　我為此多次忍不住淚下。比如在原本為千年古寺的托林寺那深暗的大殿，上午的幾束陽光斜斜地射入，照亮曾被當成糧庫才得以留存的壁畫，斑駁中露出閃電般的迷人細節。請准許我拍攝被損毀的痕跡，因為這並非當局文宣所稱：「幾百年以來，托林寺雖然歷經各種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並非「幾百年以來」，而是幾十年以來，確切地說，是五十多年前的浩劫，其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托林寺的壇城殿則類似文革紀念館：壇城已成殘破的石礫，滿牆不剩一幅壁畫；烙印似的背光，空空蕩蕩的法座，缺失的塑像卻在地上堆砌著殘臂斷腿，甚至還有半邊佛首，殘存著藍色的螺髻髮和細長的眉目；更催人淚下的是，有些往昔一定是高大塑像的位置上，如今或者放著一尊小小的佛像，或者貼著一張彩色佛畫…… 　　又比如在被稱為「邊境小城」的普蘭，我走過一幢幢廢棄的民居藏房，走向建在懸崖上的貢普貢巴（中譯古宮寺），在守護僧人的默默引領下，攀梯走入低矮、幽深的洞窟，剛把背包和帽子放下欲磕頭，眼淚忽然湧出，感覺到快要發出嗚咽聲，就極力抑制。這是很少有的經歷。我知道是因為眼前所見，正是往日無數靜修者最早的、原本的修行空間，氣息與身影猶在，非凡的精神永遠不可摧毀，作為遠道而來的崇拜者，我唯有五體投地，獻上祈禱與贊頌。我唯有緊緊地握住一百零八顆念珠，不放鬆或不失手，與此同時，更加清晰地認識到，同他們――霸凌者和唯物主義者――之間絕無可能填補的價值鴻溝。 　　接著我看見了洞窟深處的那尊無比美麗的女神：似笑非笑的，似舞非舞的，前額睜著第三隻眼，右手高舉一面鏡子，全身掛滿嘎烏及珠寶，以妙不可言的姿態，站在蓮花寶座上……她正是美隆阿企，即占卜明鏡阿企佛母，直貢噶舉傳統中至高無上的護法與本尊，而塑像本身有八百多年的歷史。於是聽聞了這個故事，無疑具有典型意義：在文革浩劫中，當地藏人揹著這尊塑像，悄悄跨過邊界，潛入被劃歸了尼泊爾的利米山谷，托付給那邊古老的仁欽林寺收藏，直至這邊浩劫暫止，才將阿企佛母背回，重歸原來的洞窟安放。 　　利米山谷顯然是蒙難者能夠逃至的避難所，可以驅散災難突降時的驚懼。誰會想到「解放」竟帶來如此的深淵和地獄？六道輪迴剎那變現，無常與毀滅成了日常生活。幸而邊界那邊截然不同，恰如相對意義上的香巴拉，盡可能地庇護了逃出生天的眾生與聖物。我們需要明鏡女神，正如我們需要聖山岡仁波齊。 　　……當明月升起，恰值藏曆十五，我回到了拉薩。兩週朝聖為主的遊歷，諸多非比尋常的際遇，如同隱藏或遮蔽的事物，實際上是關於歷史與現狀的真相，將隨不短的時光漸漸融入內心，然後才能娓娓道來。感恩諸佛菩薩喇嘛上師的護佑，我當繼續祈求他日獲得再來轉山的福報，讓我或我們再一次地，從一場場瘟疫漩渦中「上來透口氣」。 二○二一年十一月寫於拉薩

度過漫漫疫情的方式 我曾可笑地以為瘟疫已屬於歷史往事，畢竟現在是新世紀新時代新技術什麼都要推陳出新也什麼都能戰勝的樣子。也愚蠢地以為自己不會在現實中遇到瘟疫，除非是在兼具紀實與隱喻的文學藝術作品裡。就像加繆的小說《鼠疫》、笛福的小說《瘟疫年紀事》、薩拉馬戈的小說《失明症漫記》……結果卻是兩次不期而遇。兩次遭遇：2003年的非典；2020年的新冠。都是在北京遇上，具有帝都格外凝重的特殊氣氛。然而這次這個病毒更兇猛、更慘烈、更持久，甚至還會變異，還層出不窮，顯得魔性十足，至今不知何時終結，不知還會殺生多少（寫完此文全球已有四百多萬人殞命，天朝多個地方疫情複燃）。 在瘟疫中生活的方式，或者說度過漫漫疫情的方式，對於我來說，其中之一是閱讀，包括特意閱讀與瘟疫有關的書和文章。比如美國醫學博士唐納德．霍普金斯2002年完成的《天國之花：瘟疫文化史》 。這是中文譯本的書名，與原著的書名《The Greatest Killer: Smallpox in History》（最偉大的殺手：歷史上的天花） 不一樣。這倒也不太重要，只要內容沒被動過手腳，沒被刪除或修改，就好。此書史實淵博又妙趣橫生，相信讀過的人會對開篇引述的這句話印象深刻：「人與人的生活方式與社會地位的不同對病毒而言並無區別。在它的淫威下，王子與農夫同樣屈從。」 另一本書也很厲害，是美國歷史學者威廉．麥克尼爾早在1976年出版的《瘟疫與人》 ，「旨在通過揭示各種疫病迴圈模式對過去和當代歷史的影響，將疫病史納入歷史詮釋的範疇」，重新解釋人類的行為。這對我太有啟發！若不是目前這場大流行，我可能不會有耐心去讀這類著作，那麼也就不會留意到歷史上某些至關重要的，卻平素容易疏漏的或已被洗腦的細節，也就不可能用了三個月來寫這篇長文。 具有開蒙效果的閱讀使我發現：各種瘟疫的病毒就像殖民主義者，哪裡都要去，哪裡都要占，哪裡都要毀，以致於關於病毒的故事浩如煙海，全世界各個地方都有，既殘酷又各具隱喻。不過我有限的精力更對圖伯特（西藏）歷史上的這類故事及少數個案有興趣，於是巧遇（實乃因緣具足）一位族人，他是來自安多循化的落藏永旦（Lobsang Yongdan），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現在是奧地利科學院研究員，被認為「結合科學史、歷史人類學和相關歷史的方法，來研究圖伯特思想史及圖伯特知識份子同西方的接觸」 ，尤其重視對藏文文獻的分析和解讀，從而拓展出與過去長期以來的敘事所不同的廣闊視野。 六世班禪喇嘛與天花 起初讓我動念寫這篇文章，是霍普金斯提到了18世紀末一位因去北京「死於天花」的「西藏領袖」。似乎沒有太多人注意到那個事件其實意義重大。事實上，可能沒有哪個圖伯特人的死給圖伯特帶來了那麼多的問題和……麻煩，我說的正是六世班禪喇嘛，生於1738年，亡於1780年，只活了42歲。很長時間以來，我對他的死因抱有深深的懷疑。 霍普金斯寫，鑒於「天花可能在西元前250年左右由匈奴人傳入或再次傳入中國之前就已存在於中國」「在16世紀，蒙古人就知道當他們與漢人打交道時，漢人就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天花傳染源。……當滿族人建立清朝後，他們專門規定，沒有患過天花的滿族人和蒙古人都可免去上朝的義務，以免接觸漢人染上惡疾。……清政府下令，未患過天花的人不能來京城。」滿清王朝總共12位皇帝，三個因染天花而死：第二位皇帝皇太極、第三位皇帝順治以及倒數第三個皇帝同治。康熙皇帝因幼時得過天花留下滿臉麻點。乾隆皇帝至少有一個最心愛的兒子幼年死于天花。至於王公貴族死于天花的更是不計其數。乾隆皇帝多次提心吊膽地告諭外蕃諸位：「若有不確知患過痘疾者，著不必來，」「如本身未能確知出痘之王公台吉等，俱不必來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