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差浪潮：從家庭、教育、工作、地域到消費的後疫情社會學讀本

新冠疫情導致過往社會已經存在的「格差」加倍擴大， 從未婚與少子化問題到資訊與城鄉的差距等， 家庭、校園、職場與地域之間的落差變得更具體可見， 面對未知的未來，我們該如何突破這樣的困境、創造新的時代？ 　　「格差」意指差距、落差，如今也用來指稱社會上階級分化與僵化的現象。 　　新冠疫情就像人際關係與社會問題的引信，不僅讓人們的生活型態為之改變，還促使過往潛伏在水面下的格差浮出水面，甚至進一步拉開了差距。 　　本書將從社會學的五個觀點剖析因新冠疫情而加速變化的社會格差──其實早在疫情爆發之前這些格差就已存在，但疫情卻助長了這一切，讓情況越演越烈。想要突破這樣的困境，就必須打造一個讓更多伴侶能因為愛情結合的環境、透過教育讓每個人擁有新時代所需的各種能力、試著弭平職場第一線的各種格差、奠定一個便於各式各樣的人居住與建立人際關係的地域社會，並透過不同的方式滿足每個人被認同的欲望。 　　雖然僅憑一己之力難以力挽狂瀾、無法阻止格差愈見擴大，但如果能知道這股洪流正往哪個方向去，或是知道在這場土石流中能稍作休息的陸地在哪裡，存活的機率或許就會大幅提升，即便面對未知的將來也會充滿希望。 　　【家庭格差】 　　未婚人口愈來愈多，少子化現象愈見嚴重，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使人加倍害怕破壞現有的生活，不願輕易結婚或生育。失業率提升與薪資的低迷使家庭生活受挫，夫妻之間平常不太在意的價值觀差異，也因為疫情浮上檯面。 　　【教育格差】 　　整個社會逐步邁向全球化與資訊化，新型態社會所需的外語與數位資訊等能力卻很難透過現行的學校教育徹底習得，孩子的教育也因父母的財力與受教程度產生落差，想靠教育翻身愈來愈困難。 　　【工作格差】 　　正職與非正職之間的格差愈拉愈開。當遠距工作普及，社會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落差，那就是「可遠距進行的新型數位經濟工作」與「不能遠距進行的傳統產業」之間的落差。 　　【地域格差】 　　人口稠密的大都市與人口不斷流失的鄉下之間的格差愈來愈大，都會與鄉間、富裕階級與貧困階級所居住的地區涇渭分明。 　　【消費格差】 　　消費型態變得多元，個人特色消費的模式也產生了變化，許多人將購買的商品上傳至社群網站以得到認同，疫情則讓這股趨勢愈演愈烈。

前言 新冠疫情造成了不可逆的變化 階層社會化的不安 第一章 家庭格差──戰後型家庭的極限 疫情的衝擊力道比震災更強 自殺的年輕女性增加 不斷加速的少子化現象 夫妻之間的愛情格差 因新冠疫情而惡化的家庭格差 新型家暴 戰後型家庭因新冠疫情而走到盡頭 第二章 教育格差──雙親格差的延續 支持中產階級意識的教育 家庭所得減少造成的學習格差 新冠疫情造成的教育力落差 數位格差、溝通能力格差、英語格差 因新冠疫情而浮上檯面的家長格差 才小學四年級，人生就已經定型了？ 教育格差導致大學遭淘汰 第三章 工作格差──中產階級加速崩壞 三種格差浮上檯面 必要工作者與遠距工作者 必要工作者的困境 遠距工作者的活躍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分水嶺 遠距工作造成的現實弊端 觀光業與餐飲業的勝負 第四章 地域格差──地域再造的生命線 地域社會的普遍性與必要性下滑 遷出人口高於遷入人口的首都 是否有讓人得以度過人生每個階段的環境？ 高學歷者的出生地 勝出與落敗的地區 在地社群消失的結果 「住宅大富翁」無法發揮作用 富裕階級外移與貧困階級滯留 教育與年薪、地價之間的關係 「有餘力提供幫助的人」與「需要幫助的人」 強調自我責任的階級社會 賴在家中的「單身寄生族」 繭居族多達百萬的日本社會 從「點」到「面」的地方再生 地域格差的關鍵在於多元性 第五章 消費格差──反映時代的鏡子 消費改變了富足的定義 積極型幸福與消極型幸福 為了得到認同的消費童話 家庭消費的系統 個人消費興起 超越家庭與個人的極限之後 對個人特色消費的另一層期待 結語──令和格差的趨勢

序 　　新冠疫情造成了不可逆的變化 　　直到本書撰寫的此刻，在全球大流行、讓全世界陷入混亂的新冠疫情尚未完全平息。 　　新冠病毒不僅威脅民眾的健康，也對公司、家庭、學校、大眾運輸、娛樂活動、餐廳這類人潮聚集的場所造成了莫大的影響。 　　我服務的大學在疫情爆發前後完全變了樣。疫情期間，上課的方式幾乎都改成遠距教學，校園裡也幾乎看不到學生的身影。為了避免群聚，除了人數較少的講座或是理科的實驗課程之外，校方都盡量減少面對面授課──到底要多久才能恢復原貌，當時實在難以估算。 　　一群人聚在一起彼此交流的場域稱為社會，但疫情肆虐下，卻不允許人們相聚，面對面的溝通也遭到禁止，我因此感覺新冠疫情改變了社會整體的樣貌與本質，相信不少人也有相同的感受。 　　儘管醫療從業人員及政府機關傾全國之力阻止疫情蔓延，但新冠疫情不僅直接影響了國民的健康，也間接對日本這個國家的「型態」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我長年以來從家庭社會學的觀點研究日本人的家庭（婚姻、戀愛）與性別議題，也從「金錢」與「愛情」兩個領域探討日本年輕人的變化，稱長大成人、從學校畢業後維持單身，並長期與父母同住的人為「單身寄生族」，更將這個愈來愈難結婚的時代所衍生的社會現象稱為「婚活」。 　　長期探討日本的家庭與生活後，我發現日本社會有兩個隱性的問題因為新冠疫情而浮上了檯面──一個是看似被掩蓋，實則擺在眼前、人們卻不願正視的「格差」，另一個便是所有國民普遍產生的「再也無法回到過往社會」的預感。 　　階層社會化的不安 　　距離日本媒體開始使用「格差社會」一詞，至今已經過了十五年左右。在多數情況下，這個詞是用在探討經濟問題的時候，但日本社會的「格差」不只發生在經濟層面，實際上，「家庭」、「工作」與「教育」這些建構社會基礎的元素，也都看得到「格差」現象。我曾經用過「希望格差」這個詞談論日本社會，但其實每個人的意識與態度這類心理層面也都有所謂的「格差」。 　　造成社會上的格差根深柢固的變化，如今因為新冠疫情而加速，也在日本社會惶惶不安的氛圍中變得更加顯著。 　　本書將從社會學的五個觀點剖析因新冠疫情而加速變化的日本社會格差。雖然僅憑一己之力或許難以力挽狂瀾、無法阻止格差愈見惡化的洪流，但如果能知道這股洪流正往哪個方向去，或是知道在這場土石流中能稍作休息的陸地在哪裡，存活的機率就會大幅提升。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說法，百年前在全世界造成大流行的西班牙流感曾導致全球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的人口感染，推估有一千七百萬人到一億人因而死亡，儘管這項數據目前尚無定論，但造成三十九萬名日本人死亡的這場流感僅三年就平息，而且長期來看，全球經濟還是持續成長。 　　儘管不知道這次的新冠疫情何時才會完全平息，但這些總有一天會過去，我們遲早會回到不需擔心被感染的生活。 　　然而，這樣的社會還是疫情爆發之前的社會嗎？ 　　肯定不是吧。 　　就算整個社會的型態因為新冠疫情這股洪流而出現不可逆的變化，我也由衷希望本書能盡可能成為人們手中的「航海圖」，以及未來規劃生活時得以參照的路標。

第一章 家庭格差──戰後型家庭的極限 自殺的年輕女性增加 在這些資料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十幾歲到三十幾歲年輕女性的自殺人數不斷增加。直到二○二○年六月為止，自殺人數明明都比去年同月來得低，但七月開始就比前一年同月的數字高出許多。以男性自殺人數為例，八月的數字比去年同月增加了百分之十，但女性整體的自殺人數則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要是進一步將範圍限縮至二十歲以下的女性，那麼自殺人數也比去年同月增加了三．六倍。就日本警察廳的速報值來看，二○二○年女性自殺人數共約七千人，在這七千人當中，未滿四十歲的女性更攀升至一千六百四十三人。 這個數字告訴我們，新冠疫情在社會上造成的各種「扭曲」對社會成員中身為「弱勢族群」的女性帶來了莫大的負面影響。原本就處於經濟弱勢的年輕女性因疫情造成收入銳減或失業，也與向來支持自己的家人發生衝突，對未來不抱任何希望，最終導致自殺人數攀升。 二○一九年日本內閣府的民意調查便指出，年輕族群是生活滿意度最高的年齡層，而其之所以在經濟上最弱勢、滿意度卻最高，就在於有家人得以依賴。假設與父母同住就能依靠父母，如果是已婚女性，另一半或可給予經濟上的支援，所以就算收入少也不成問題。因此這個年齡層的女性自殺人數攀升，應該是由於收入減少、無法依靠家人、自覺未來一片黯淡的年輕女性增加了。 從女性自殺人數增加這一點可以推測的是，新冠疫情雖然同步對社會的「上流階層」與「下流階層」造成影響，但對下流階層的影響卻更為深遠。對於以每月所得勉強維持中產階級生活的家庭來說，一旦因為疫情而暫停營業、收入減少或遭到解僱，都將是攸關生死的問題，會讓他們不得不面對「是否還能維持過往生活」的現實。 以目前的日本社會來看，就算丈夫是工作穩定的上班族，許多家庭的生活仍只夠「勉強」維持水準而已。比方說，四十幾歲的丈夫靠著每個月加班多領的加班費賺到三十萬日圓的月薪之後，十萬圓要拿來付房貸，剩下的二十萬圓才是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如果還要付車貸，就要利用一年發兩次的業績獎金來支付，正在念中學的小孩若要上補習班，妻子就得去打工貼補──許多家庭都是好不容易才維持著這種中產階級的生活。 如果這樣的家庭因為新冠疫情導致工作量減少、賺不到加班費或獎金，妻子也因為打工的餐廳停業而失去了這筆收入的話……便會頓時無法維持原本中產階級家庭的生活，從「隱形的貧困家庭」陷入真正的貧困。 就現今的日本社會而言，一旦家中的經濟支柱長期臥病、被裁員、離婚或是陷入其他「難以預測的事故」，整個家庭就很難再次振作起來。哪怕只是遇到一次逆風，原本的生活頃刻之間就會分崩離析，這是日本目前的真實情況，而此次的新冠疫情，正是每個日本家庭所遭遇到的「逆風」。 第二章 教育格差──雙親格差的延續 新冠疫情造成的教育力落差 教育費用可不只是補習費、家教費與才藝班的費用，還包含升學所需的報名費、參考書的費用，以及購買學習所需的電腦設備等花費。能讓每個小孩在這方面不予匱乏的家庭，通常都得具備一定的經濟能力。這二、三十年來，日本家庭之所以難以維持家計，很大的原因雖然在於國家的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但二○二○年爆發的新冠疫情更讓家庭所得減少，導致孩子的學習格差進一步擴大。 比方說，日本全國各大學為了阻止新冠疫情在校園內蔓延，都改以遠距上課為主，然而有些學生能採行遠距上課，有些卻沒辦法。以我服務的大學而言，校方會免費出借無線路由器給學生以便遠距上課，但如果學生本來就沒有電腦，那麼就算有路由器也沒辦法參加遠距課程。雖然偶爾會看到他們用智慧型手機遠距上課，但那畢竟不方便用來寫報告或分享簡報資料，很難滿足課程所需的安排。此外，也有學生是「兄弟姊妹共用一台電腦」，或是「去提供免費Wi-Fi的地方用智慧型手機遠距上課」。一想到孩子沒有自己的電腦或是筆電有多麼不便，當父母的肯定難以忍受。 新冠疫情爆發之後，日本政府要求全國小學、中學與高中於二○二○年三月二日到春假這段期間停課，儘管所有學校都遵照辦理，但對老師來說，這是第一次遇到的情況，每間學校在停課期間的處置措施也有相當的差異。私立的完全中學或國際學校早早就建立了遠端教學系統，所以就算停課也能透過遠距教學的方式上課。這些學校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就非常注重資訊通訊技術（ICT）教育，也自行發送平板電腦或桌上型電腦給學生，所以這些孩子都能無縫接軌地開始遠距上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