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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ACE/READING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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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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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是皮凱提目前為止對經濟不平等長期演變的研究總結，《不平等的經濟學》則是他為瞭解這個主題的概念與事實背景提供的入門指引。 皮凱提從經濟學家如何衡量貧富不均的程度開始，一步步介紹相關的概念工具，指出許多需要留心的關鍵細節，以及用來減少不均的各種政策手段。他用清晰精確的語言，介紹勞動與資本之間的關係、不同稅制的效果、教育與技術變革的影響、資本市場的性質、工會的角色，以及追求效率與追求公平之間的緊張關係。 這本小書最早於一九九七年出版，由於內容簡潔、權威而且容易掌握，在法國早已是學生與一般讀者不可或缺的指南，同時也持續不斷更新與增訂，繁體中文版根據的是二○一四年底最新的第七版。想進一步瞭解當前政治與經濟最重大問題的核心，此書是相當理想的起點。
托瑪．皮凱提 Thomas Piketty 巴黎經濟學院（PSE）、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教授。二十二歲便獲得倫敦政經學院及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後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任教，一九九五年返回巴黎，陸續擔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教授、巴黎經濟學院教授。經常替《解放報》撰寫專欄，偶爾替《世界報》撰寫社論。對經濟發展以及所得與財富分配之間的相互關係有重要的歷史與理論研究成果，針對高所得群體占國民所得份額的長期演變，他也是文獻累積的主要推手，如今都收在「全球高所得資料庫」（WTID）。二○○二年獲得法國最佳青年經濟學家獎，二○一三年獲得葉留揚森獎（Yrjö Jahnsson Award），是專門表彰對經濟學研究有重大貢獻的四十五歲以下歐洲經濟學家的重要獎項。二○一三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全球造成罕見的搶讀與討論浪潮，將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議題推上公共論辯的高點。
陳郁雯 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基礎法學組碩士，曾就讀巴黎第四大學古典語文系碩士班，現從事文字工作。譯有《關於稅，你知道多少？》。
RECOMMENDED BY
皮凱提的《不平等的經濟學》是一部傑出的作品，也是《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絕佳搭檔。這本書結合了廣泛的資料、對理論的重視，以及對政策的關注。──葛羅塞利（Axel Grosseries），科學研究基金（FRS-FNRS）及魯汶大學（University of Louvain） 如果皮凱提是對的，貧富不均正逐漸擴大而且無法透過自由市場加以矯正，那麼我們必須瞭解問題所在，才能知道該怎麼處理。每一個在乎此事的公民都應該要讀這本書。──《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對於經濟不平等，這本書提供了格外清楚、令人信服且連貫一致的討論。──庫柏（Richard N. Cooper），《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皮凱提的《不平等的經濟學》是一本入門手冊，為廣大讀者提供有用的起點。──希利（Tom Healy），《愛爾蘭時報》（The Irish Times） 皮凱提檢視了貧富不均的結構性因素……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和值得一讀的書。──《科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即便只是一份對皮凱提研究領域基本概念的簡短指南，都可以讓你看出全球經濟體系當中有什麼樣重大的事情在持續發展。書中的資料（尤其是近幾十年的資料）並不會讓你看不清事實的整體樣貌……。貪婪與掠奪在經濟學的語言當中毫無份量，但它們也是皮凱提筆下現象的肇因與後果。就某些方面來說，他的作品是對現今被當作經濟與政治分析的狂熱教派思考的攻擊。──貝爾（Ian Bell），《格拉斯哥前鋒報》（The Glasgow Herald）
TABLE OF CONTENT
致讀者 引言 1 如何衡量不平等的程度與變遷 2 資本所得與勞務所得的不均等 3 勞務所得的不均等 4 重分配的工具 參考書目 章節細目 詞彙對照
PREFACE/READING GUIDANCE
前言 政治衝突總是環繞著不平等與重分配的問題。如果簡化一點，可以說歷來政治衝突的核心不脫以下兩種立場的對立。 一方面，強調自由的右派立場告訴我們長期來看只有市場的力量、個人的行動、生產力的成長才能確實改善所得與生活條件，對那些最底層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因此政府的重分配措施不僅應該限於一定的範圍，更重要的是必須盡量使用對市場機制的良好運作干涉最少的手段。傅利曼（Milton Friedman，1962）提出的稅收與移轉性支付制度（負所得稅）便屬此類。 另一方面，傳統的左派立場繼承了十九世紀社會主義者的理論以及工會的操作經驗，主張只有社會與政治的抗爭能夠使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的弱勢者減輕負擔，關於政府的重分配措施也與右派相反，主張要直搗生產過程的核心，重新檢討市場力量如何決定了資本家能獲得的利潤，以及如何造成受薪階級內部的不平等。可能的做法包括生產工具的國有化，或設立一套法定薪資標準，而不是收收稅、發發社會福利金就滿足。 首先，左右派的對立讓我們看到，兩方之所以對合宜的政府重分配措施及其具體形式有不同意見，並不必然是因為彼此的社會正義原則相矛盾，而是因為兩方對造成不平等的政治、經濟機制分析的結果是對立的。對於一些社會正義的基本原則，兩方其實有一定的共識：如果不平等是（或部份是）出自個人無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因家族繼承或得到某筆鉅額餽贈，造成期初資本的不平等，此時個人不需要對這個情形負責任，而應該由政府設法找到最有效的方式，改善條件最差之人的處境，所謂條件最差便是指那些人所面對最不利的條件是他們無法控制的。此一論點在當代正義理論中便是所謂「最大化最小值原則」（maximin principle），亦即在理想的社會中，社會制度應該致力於最低生活條件及機會的最大化。正式提出這個原則的是科爾姆（Serge-Christophe Kolm，1971）及羅爾斯（John Rawls，1972），不過在更早之前，類似的概念已經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例如一個學界普遍接受的傳統概念，便是應該儘量保障所有人都能擁有同等的權利。真正的爭執往往在於如何能最有效地使最弱勢者的條件真正改善，以及每個人能擁有的權利範圍有多大，而不在抽象的社會正義原則。 只有對造成不平等的社會經濟機制予以詳細分析，才能正確理解這兩種關於重分配的對立觀點，也才可能更進一步勾勒出最為公平且有效的重分配制度。本書的宗旨即在介紹相關研究的現狀，希望能有助達成此一目的。 前面舉左右派之爭為例，主要是想說明不同類型的重分配以及不同的重分配工具之間的差異，可至背道而馳的程度。究竟是應該讓市場和價格機制自由運作，只要透過稅和稅所支應的移轉性支付來進行重分配就好，還是應該整體性的改變市場力量造成不平等的方式呢？在經濟學家的語彙中，這種對立代表著單純重分配（redistribution pure）與有效重分配（redistribution efficace）的不同。單純重分配適用在市場均衡達到柏瑞圖效率的情境下，此時對所有人都是最有利的，因此生產和資源配置不能再調整，但為了達成基本的社會正義，必須在處境最好的人和最差的人之間進行重分配。有效重分配則適用於市場不完全競爭的情境，此時我們可以直接介入生產過程，設法改善資源分配的柏瑞圖效率之同時，亦追求公平的資源重分配。 在今日實際的政治爭議中，單純重分配與有效重分配的對立經常和另一組概念混淆，也就是小幅度的重分配對上較積極的重分配。不過，傳統的左右對立隨著時間也變得更為複雜。例如，一些左派的人主張建立「公民基本所得」（revenu minimum de citoyenneté），這個制度適用於所有人，由稅金支付，因此不直接影響市場運作，與傅利曼的負所得稅只有範圍上的差別。所以大致說來，重分配工具未必和重分配範圍屬於同一種問題。本書希望能說明，這兩個問題應以不同的方式討論，因為各自的考量和回應都大不相同。 為了進行討論，我們首先要了解當代不平等現象的歷史變化及一些數值，如此才能清楚知道重分配與不平等的相關理論關心的主要事實為何（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將介紹對製造不平等之機制的重要分析，我們一方面會著重不同理論的思想之爭背後的政治因素，另一方面也指出是哪些已知或可知的事實造成理論的分野。第二章首先要處理的是勞資不均的問題，這個基本的不平等代表著十九世紀以來社會問題研究最核心的關懷。接著第三章將討論勞務所得不均，這可說已成為當代不平等研究的核心，至少過去我們並未如此重視它。將上述研究的結果匯整之後，就可以回到最重要的課題，也就是重分配的工具及條件的課題，並提出更深入的思考（第四章）。我們會特別討論法國的不均現象與重分配政策，但是既有的研究和資料並不多，尤其是一九九○年代法國社會對失業與社會分裂等問題有相當多的公共討論，相較之下在這個課題上的資訊與研究都十分匱乏，因此有些地方只能勉強借助針對其它國家（例如美國）的研究，以說明、確認、或否證所提及的理論。
CONTENT PREVIEW OF THE BOOK
【摘錄自第一章「如何衡量不平等的程度與演變」】 就業不均 從更廣泛的層面來說，如果用所得與薪資的P90/P10指數頗為穩定來總結一九七○年代以來一個國家（如法國）不均程度的演變，顯然是錯誤的。如果家庭可支配所得的差距在不少國家都相對穩定（例如在法國），這不過是因為在失業者不斷增加的同時，移轉性支付制度成功補足了大部分的就業所得損失。如果沒有這些移轉性支付（失業救濟金、最低生活救濟金等），所得不均的演變就會和英美國家一樣，即使薪資差距看起來一樣穩定：例如法國自一九七○年代末期以後，勞動年齡的人口內部（而非實際受雇勞工之間）的所得不均便顯著增加，幅度與英美國家相同（Bourguignon與Matinez，1996）。勞務所得不均的真實程度，不論是以就業不均或薪資不均的形式呈現，對所有西方國家而言，從一九七○年代之後都出現差距日漸擴大的情形。 我們是否真的可以這樣劃分，說英美國家經濟不平等的現象主要是薪資不均的擴大，而其他國家主要是就業不均的擴大？官方數字給了我們這樣的想法，因為根據政府提供的資料，一九九六年美國的失業率是5.6%，英國是7.5%，之後明顯下降，而德國的失業率為10.3%、義大利為12.1%、法國為12.2%（亦即約二千五百萬勞動年齡人口﹝包含受雇者、自營作業者與失業者﹞當中，有三百萬失業人口。見OECD，1996，A24）。一九九○年代末經濟的大幅成長，使得各國失業率都明顯下降，也使國與國之間的差距未曾得到檢討：二○○○年，美國的失業率是4%，法國是10%（OECD，2000）。斯堪地納維亞國家倒是得以不落入這樣的區分，他們的薪資不均並未增加多少，失業率也始終有限（瑞典在一九九六年是7.6%，二○○○年為6%）。 這種比較方式的問題在於，「失業」的概念只能描述低度就業現象的一部分。例如在一九七○年代初的美國，低階勞工大量退出勞動市場，官方統計也沒將他們算進經濟活動人口，與社會上其他群體相比，這項演變完全是由於低薪工作機會的萎縮（Juhn等著，1991；Topel，1993）。眾多的勞動年齡人口被排除於勞動市場之外，卻沒有被計入統計上的失業人口。監獄人口大幅攀升便是這項演變的一種極端展現。一九九五年美國監獄的在監人口是一百五十萬，但在一九八○年不過五十萬，而針對二○○○年的預測收容人數則是二百四十萬（Freeman，1996）。這一類的低度就業被官方的統計忽視，但這不只是一則趣談，因為一百五十萬的在監人口相當於美國一九九五年勞動年齡人口的1.5%左右，同一年度，法國有六萬在監人口，相當於勞動年齡人口的0.3%。誠然，我們不該妄想藉由薪資不均的演變就能一口氣徹底解釋美國七○年代以來犯罪行為的變化，但是很顯然，在一九九五年的美國要當一名模範無產者，比在一九七○年困難多了，因為當時薪水最低的前百分之十所能獲得的薪水，比最高的後百分之十劇降了將近50%。 據此，我們能得到的結論便是美國低度就業的實際情形應該與其他面對失業危機的歐洲國家一樣高。不過這個說法可能還是不符事實，因為很遺憾的，這種被掩蓋的低度就業現象並不是美國才有：在歐洲，它以別的形態存在，不那麼明顯但往往更加棘手，如同在一九九六年的法國，在勞動年齡內的人只有67%被正式計入經濟活動人口，美國則是77%，英國有75%，而德國只有68%，義大利只有60%（OECD，1996，A22）。這個以投入勞動市場的比率計算的指標並不完美，因為它涉及各種複雜的現象，例如女性與提前退休者投入市場的情形，但還是說明了一部分的事實。舉例來說，大家都知道在法國必須創造一個以上的工作機會，通常要接近兩個工作機會，才能讓失業人口的數字減少一人，因為得到這些工作機會的人有一部分並不屬於官方認定的經濟活動人口，但是當適合的工作機會出現時，他們有能力進入勞動市場。「非自願兼職」（temps partiel subi），也就是那些非全職工作但還在尋求更多工作時數的人口，在法國也急速成長中（CSERC，1996，p. 50）。這些不確定因素意味著，想要正確衡量今日社會最根本的不平等現象（亦即就業不均），我們的能力尚有諸多不足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