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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先生史學研究縱橫三千年 每部作品都為史學界設定了新的議題,立下了新的標竿 也為中國歷史開拓出廣闊而精彩的視野 余英時先生一生勤於著述,出版書目超過六十部,論文多達四百餘篇,篇篇擲地有聲。在長達七十年的寫作生涯中,余先生的書寫涵蓋思想史、文化史、社會經濟史,甚至文學領域,闢建了一片浩瀚的學術之海。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旨在收錄余先生在台灣尚未發表或未收入專書中的學術文章,將原先散落於各處的珠玉合為一輯,是余先生浩瀚如海的著作最重要的「補篇」。 書名概念來自余先生獲頒「唐獎」漢學獎時的得獎演說講題「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余先生不僅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泰斗,更有意識地對中國史研究經歷的重大轉變及自身的研究進行反思,因而總能見前人所未見、在不疑處有疑。 古代史篇共分三輯:輯一自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談起,收錄綜論中國史的三篇文字;輯二的十篇論文依研究時代排序,自秦漢論至王陽明;輯三則是兩篇以「俠」和「中日文化」為主題的論述。
余英時(1930-2021) 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及漢學泰斗楊聯陞先生。曾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1973至1975年間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2004年獲選美國哲學會會士,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頒第一屆「唐獎」。其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並長期關心華人社會的民主發展,為當代史學研究者及知識人的典範。
TABLE OF CONTENT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輯一 《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 文化認同與中國史學——從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引論》說起 錢穆《中國通史參考材料》出版前言 輯二 中國史上的儒家文化與王朝權力 關於亭的性質 漢代亭制問題獻疑 王僧虔〈誡子書〉與南朝清談考辨 從政治生態看宋明兩型理學的異同 近世中國儒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明清變遷時期社會與文化的轉變 《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序 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從明清思想基調的轉換看儒學的現代發展 王陽明時代儒家社會思想的轉向 輯三 俠與中國文化 關於中日文化交涉史的初步觀察
PREFACE/READING GUIDANCE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CONTENT PREVIEW OF THE BOOK
《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 一九五○年我在香港新亞書院修業,曾有幸在錢穆先生親自指導下,細讀《國史大綱》,並寫成全書提要一冊。每篇提要都經過錢先生評閱,有所審正。不但如此,在閱讀和審評的過程中,我對於書中不甚了解或略有疑難的部分一一向錢先生請教,他都詳細解答,必待我疑滯盡消而後止。根據這一特殊的經驗,我想借此機會說明:我為什麼十分熱衷於將《國史大綱》推薦給新一代的讀者。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錢先生在北京大學及西南聯大連續講授「中國通史」一課,六年之中不斷起草、修改和增補此課的講義,至一九三九年六月始完成《國史大綱》全書的撰述。所以《國史大綱》是一部中國通史教科書,從初版(一九四○)到今天已七十六年了。我們都知道,教科書每隔三、五年便必須重新撰寫,至少也要大幅度地修訂,否則便不能將最新的知識包涵在內了。但《國史大綱》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史學界仍視之為不可不讀之書,隨時隨地都出現重印的要求,不但在台灣如此,在大陸和香港也無不如此。由此可知,《國史大綱》早已從教科書轉變成中國史學領域中的一部經典了。 中國史學上的經典究竟應該怎樣界定呢?我們必須上溯到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在〈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中說:他撰寫《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兩千多年來,這三句話已成為中國史學著述的最高標準,《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等都因為符合此標準而被尊為不朽的史學成就,即所謂「經典」也。《國史大綱》便是繼承了這一史學傳統的現代經典。如果用現代概念來表達,「天」指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力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隨便轉移的,「人」則指人的主觀力量,可以在歷史上發生實際的創造作用。從這一意義說,《國史大綱》不但以「究天人之際」為它的主要工作,而且還將這一工作的進行置之於一貫通性系統之下。其次,「通古今之變」更是《國史大綱》的一個根本宗旨。無論是制度、政治形態、經濟體系或士階層功能,錢先生都分別追溯其歷代變遷的軌跡,然後更對各方面的變動加以綜合觀察,以凸顯中國史的特色所在。至於「成一家之言」,在錢先生的《國史大綱》來說,即是建立一系統觀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將中國史的整體動態盡可能客觀地呈現出來。所謂「客觀呈現」是指在眾多史料中找出確切的證據,足以證明所採用的系統觀點。因此所謂「系統觀點」決非任意得來,而是從初步泛覽廣大史料中逐漸形成的假設。《國史大綱》便是在這一程序中建成了「一家之言」,因此出版以來很快取得了權威的地位。用柯靈烏(R. G. Collingwood)的說法,即「建立起自己的權威」(「constitution of one’s own authority」),這是「一家之言」在英文中天造地設的表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