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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權利取決於國家的保護？還是優先於政治而存在？ 「無國籍」如何形塑並衝擊主權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 ──第一本剖析無國籍者與國籍意義的必讀之作── 十九世紀以前，無國籍者只存在於小說故事， 二十世紀以後，無國籍者已成為動搖國際秩序的現實難題！ 國家主權優先？人權保障優先？ 國際上如何理解無國籍者的身分狀態，又如何確認國家之間的互動原則？ ★國際研究協會2022年圭恰爾迪尼獎得主 ★美國歷史學會2021年本特利獎得主 什麼叫「無國籍者」？他們是不被任何國家的法律承認其國籍，進而給予保護與權益的人士。今天，世上有超過一千萬人因戰爭、政治、天災、宗教迫害等原因而成為無國籍者，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為兒童。他們不屬於任何國家，而在大多數的權利保障都需靠各個主權國家來施行的情況下—— 「沒有國籍，就意味著個人連基本權利都難以獲得保障！」 無國籍還意味著什麼呢？在國際政治思想史學家米拉．西格爾柏格眼中，無國籍者帶來的挑戰如今經常和難民、移民所面對的危機混為一談，但歷史顯示，無國籍問題在一次大戰後首次浮上國際舞台時，其實涉及更廣大的議題── 「要理解無國籍者，全世界必須重新定義何謂一國的公民； 要定義公民身分，便牽涉到國家邊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劃分！」 ▋無國籍者的處境，如何動搖一戰後至今的國際秩序？ 在本書中，西格爾伯格將焦點放在兩次大戰前後與期間國際上對無國籍問題的回應，結合歷史、政治理論與法學，探討無國籍問題如何、以及為何迫使人們對二十世紀和後來的國際秩序發展出新的理解。 西格爾伯格強調，兩次大戰以前，歷史學家都傾向認為無國籍者應該被視為「法律上的異常存在」。然而，隨著戰後帝國勢力重組，促使民族、國家和國際法的未來都出現爭議，尤其當大量無法主張國籍身分的人進入國際社會，更觸發了對於個人權力基礎的爭論。 例如，一九二一年，英國法官在《斯托克訴公共受託人》案中以「尊重他國國籍法的合法性」為由，判決一名已放棄德意志帝國公民身分、也未歸化為英國公民的德裔商人為無國籍者。此一判決的突破性在於，戰前的歐洲帝國在決定潛在新移民的身分時，通常保留自身有解釋他國國籍法的權力；此判決成立之後，一方面首次提出了主權國家擁有界定其人民身分的終極權力，一方面也反映了戰後對於建立新的國際慣例與跨國秩序的期望與想像。 ▋定義基本權利的最大挑戰──規範的制定應該仰賴法律認知，還是經驗觀察？ 然而，無國籍者帶來的挑戰不僅止於此。本書檢視世上第一個致力於世界和平的跨國組織「國際聯盟」對於無國籍者的保護與法律承認，點出在全球秩序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無國籍者的存在也威脅到該組織希望在國際社會中扮演的中立角色。 更有甚者，如果國聯將無國籍者確立為國際法的權利主體，就等於挑戰了國際法認為只有「國家」才具有行為能力的既有學說。出於人道主義而採取的措施，無論是普遍承認無國籍者的存在，或是考慮擴大難民事務委員會的權限，無國籍者的案例都可能成為法律學者有力的論據，提高國際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與作用，進而造成國際政治秩序的動盪。 但相對的，究竟應該承認何種性質的行為人或實體才具有法律上的行為能力，是法律和政治思想中長期存在的辯論，而無國籍者的案例對此辯論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個人權利究竟優先於政治而存在，或者個人只能夠依據國籍而衍生地擁有權利和法律地位？本書也進一步透過援引法學家之間的辯論，在探討個人是否可以直接透過國際法來主張法律承認的同時，也推敲法律塑造社會現實的能力與局限。 ▋國際社會對無國籍的思辨，形塑了一段人權合作與國家主權行使交織的近代史 在探討無國籍問題時，本書提出了另一個少見的觀點，更能夠說明今天國際環境的現實。當歐洲難民危機在一九三○年代擴大，以及二戰之後發生更大規模的遷移與流亡危機，越來越多法學家視發展以「國家主權平等」為前提的新世界秩序為己任。與此同時，《世界人權宣言》將國籍權納為個人的基本權利，也進一步確立主權平等為跨國秩序的核心原則。 換言之，國際上對無國籍問題的處理與思辯，也促使世界發展為國家之間有形式平等的世界，逐步揮別過去帝國以「文明標準」建立的等級制度與權力不對稱。然而，對無國籍者而言，當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轉變，他們等於被迫身處不同法律框架的夾縫之中，其處境深刻體現了人道干預與國家主權維護之間的矛盾。 因此，本書也爬梳曾為無國籍者的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對於無國籍的反思。鄂蘭指出，人具有普世人權一說似乎無庸置疑；但對於無國籍者來說，正因失去能保護他們的政府，無國籍者的人權即使理論上同樣不可侵犯，在現實卻是無處實施──即使渴望讓所有人都享有權利，但在主權國家主導的世界裡，唯有當個人有權利隸屬於某個政治共同體，人權才能獲得保障。 今天，無國籍者的困境依舊存在，並隨著大國政治的動態、大規模的移民、環境變遷造成領土發生改變等，持續衝擊我們對於「國家」、「人權」、「身分」等概念的既有定義。正因如此，本書所揭示政治與法律思想在現代國際秩序形成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遠比人們想像中更加關鍵。 透過闡述無國籍概念與國籍意義的演變，本書對於無國籍的探討將帶領讀者對國籍，以及國籍的擁有本身所彰顯的複雜性，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理解。
米拉．西格爾柏格（Mira L. Siegelberg） 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思想史，尤其專注於國際秩序在知識與法律上的變遷。2014年於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博士學位，後曾於普林斯頓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並於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擔任講師。
堯嘉寧 臺灣大學法律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社會人類學碩士。現為英／日文專職譯者，譯有《台灣人的牽絆》、《不平等的審判》、《從噁心到同理》、《帝國棄民》、《成為台灣人》、《審判的人性弱點》、《桑塔格》、《被誤解的犯罪學》、《馬尼拉的誕生》、《傲慢的堡壘》、《平等的暴政》、《文化大革命》（合譯）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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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哲｜人權工作者 李柏翰｜「法律白話文運動」資深編輯 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葉 浩｜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盧省言｜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賴怡忠｜遠景基金會執行長 專文推薦 施逸翔｜台灣人權促進會祕書長 國際讚譽 「本書是第一本將無國籍狀態的演變視為法律、人道主義和哲學問題的重要著作，是對該主題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貢獻，而其發表的時機再及時不過。」──《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本書內容豐富、極具啟發性……今天，全球有超過一千萬人沒有國籍，而各國政府似乎一心想要增加他們的人數……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戰後形成，成功地遏制了國家暴力的殘酷行徑？對於這個經常被買單的說法，西格爾柏格的論述清楚地點醒並糾正了我們。」──《新共和雜誌》（The New Republic） 「本書展示當前政治世界地圖上的邊界，不論是概念上還是法律上，其繪製的時間點其實非常晚近……無國籍的問題牽涉到國際律師和政治學家如何回應社會排斥、流離失所等現代現象，這些現象是二十世紀的特色，引導人們重新思考邊界的作用與群體身分的劃分。」──《澳大利亞書評》（Australian Book Review） 「這是一部令人佩服的作品，呈現了法律思想對社會現實的影響，以及擁有法律身分不論是在二十世紀初或今天都十分重要。西格爾柏格的著作帶來重大貢獻，因為她讓無國籍這個較少被研究的主題變得能夠為人所知，並且藉此說明了該主題如何和主權、公民身分、人權等基本政治概念相互交織。」──《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書評》（LSE Review of Books） 「關於無國籍在西方哲學與法學概念中從二十世紀初至當代的發展與探討……對於研究公民身分和投入移民、政治理論與人權工作的專業人士而言，本書的研究成果至關重要。」──《EuropeNow》期刊 「作者運用了各種檔案資料，記述無國籍問題如何影響人權與主權理論的形塑……本書全面地概述了國際上對於無國籍與現代國家將某些人拒斥在外的權力等問題的看法與情勢。」──非營利組織「評論彙編」（Project Syndicate） 「米拉．西格爾柏格在她的著作中闡述，儘管相較於當前嚴峻的難民危機，無國籍被視為次要問題，但無國籍問題本質上是法律意識轉變的核心關鍵──這種轉變促成了戰後國際人權制度的形成，脆弱且往往帶有模糊性。《無國籍》是一本重要著作，也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馬克．馬佐爾（Mark Mazower），《新黑暗大陸：從文明的曙光到21世紀歐洲》（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西格爾柏格對二十世紀出現的無國籍狀態展開了不懈且富有想像力的探索，涉及多個學科、語言與法律傳統。過程中，她成功地將現代政治與法律思想史上的核心事件勾勒得栩栩如生。更重要的是，她為國際法的歷史批判帶來了充滿野心的研究方法。」──亨德里克．哈托格（Hendrik Hartog），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 「這本書別具洞見，為思考當前國際秩序的形成和個人在其中的位置，帶來了新的視角。考量到戰爭及未來氣候變化可能造成大規模移民，無國籍的問題不會消失，而在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的時刻，閱讀這本書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馬蒂‧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國際法教授
AWARDS :
★「國際研究協會2022年圭恰爾迪尼獎」國際關係史好書獎（Francesco Guicciardini Prize for Best Book in Histor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美國國際法協會2022年卓越好書獎」國際法類大獎（2022 Certificate of Merit in a specialized area of international law） ★「美國歷史學會2021年本特利獎」首獎（Jerry Bentley Book Prize） ★「美國聖母大學納諾維奇歐洲研究所2023年夏儂獎」歐洲研究類銀獎（silver medal for the 2023 Laura Shannon Prize in European Studies）
TABLE OF CONTENT
推薦序 離難與安身：交織壓迫傷痕的無國籍人／施逸翔 緒論 第一章、從小說的主題到法律現實 第二章、後帝國國家的無國籍問題 第三章、後帝國時代的政治秩序 第四章、國民的真實定義 第五章、世界秩序的景況 第六章、國家化的國際社會 結論 注釋 致謝
CONTENT PREVIEW OF THE BOOK
〈第一章、從小說主題到法律現實〉 無國籍並非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大戰及其餘波改變了無國籍對國際政治的含義。馬克斯‧斯托克（Max Stoeck）在一八九六年離開故鄉普魯士（Prussia）首次抵達倫敦時，幾乎沒有考慮過歸化為英國皇室的法律上臣民。他在倫敦時晉升為「Concordia Elektrizitäts-Aktiengesellschaft」（CEAG）的執行董事（managing director）——CEAG是一家設計和銷售工業用電燈的德國公司。斯托克努力地在英國建立CEAG分公司，同時也透過位於聖潘克拉斯（St. Pancras）的德國體操協會（German Gymnastic Society）與其他講德語的人保持聯繫；他還經常往返於英國和德國之間，加強這兩間公司的紐帶。 這樣容易的往來在一九一四年九月畫下了句點。戰爭在歐洲爆發時，公民身分的國際法面向已經是由國籍來定義了（國籍會把個人與特定的政府正式連結在一起），不過各地的相關法律（決定某人如何成為法定的國民或公民［或是完全失去這種連結］的法律）存在相當大的差異。斯托克試圖在宣戰後的幾週內歸化為英國國民，但是當他提出申請的時候卻為時已晚。在接下來的一年內，斯托克的身分漸漸從國際商務代理人，變成敵對（國）的外國人——這是一種在戰時形成的、相對新的身分——最後變成無國籍者。他在一九二一年向英格蘭高等法院衡平分庭（Chancery Division of the High Court in England）提起《斯托克訴公共受託人》案（Stoeck v. Public Trustee），審理該案的一名英國法官採納了斯托克的主張，確認他在幾年前就已經不再和德意志國（German Reich）有法律上的連結了，既然他也從未在英國歸化，因此他應該是一名「無國籍」的人。判決中認為「無國籍」代表一種法律身分，一般國民會受到政府的國內法保護，外國人也會受到其政府來自海外的保護，而無國籍則與這兩者之間的通常區分有所不同。 斯托克的生活因為戰爭和邊界的國家化而發生改變，但是他的案例並不是我們一般會看到的二十世紀無國籍者的常態。斯托克是一家跨國公司的董事，他希望被英國承認為一個沒有國民身分的人，是為了追回他因敵對的外國人身分而被英國政府沒收的財產。他面臨遭到拘留的劇變、財產被沒收、婚姻也被解除，這都是因為他在戰爭期間被認定為敵國的法定國民，因此遭到這些直接後果。不過，成為法律上無國籍的人其實是斯托克的戰略，他要用這種方式讓自己擺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敵國國民和私人經濟體的限制。因此，他的例子不足以讓我們完全掌握二十世紀全新規模的弱勢案例（這些案例是因為政治革命、邊界國家化和排外的政治運動所導致的）。從這類更常見的現代政治革命的角度來看，法院承認斯托克的無國籍身分似乎只是一種表徵，它背後還有更深層得多的轉變（更為排外的法律和政治身分形式），而它只是附帶的結果。 不過，《斯托克訴公共受託人》案仍然是無國籍史上的重要事件，因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無國籍主流面貌之外，又提供了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圖像。是否要在法律上承認無國籍，這個問題讓人們對於規範跨國秩序的協定，以及法院對這個法律身分的承認是否有更廣泛的含義，進行了明確的反思和爭論。斯托克的例子突顯出隨著戰爭接近尾聲，國家和主權的意義出現了根本的模糊之處。訴訟過程中的論戰，以及法官在判決中接受斯托克是一名無國籍者，都確立了無國籍在隨後的幾年中會有知識上的重要性。此外，我們也將在後文看到無國籍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間變得越來越多，這個判決本身直接形成了國際對此事的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