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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政見如此美好？政策卻總是跳票？ 我的一票到底能有多少影響力？ 民主集合眾人的「偏好」，但決策仰賴眾人的「智慧」 當智慧與偏好起衝突，理性就是天方夜譚 ★美國《紐約時報》年度好書 ★英國《金融時報》年度好書 ★獨立出版人圖書獎 銀獎 《華爾街日報》《紐約客》《時代雜誌》《巴倫週刊》等重量級媒體熱議如潮 ．2016年6月英國脫歐公投，以些微差距脫歐成功，但有八成以上的民眾根本不知道歐盟是什麼？隨即有400多萬選民希望重新投票。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為什麼醜聞幾乎變成川普與希拉蕊的辯論重點？ ．為什麼小布希的競選策略是恐懼，而歐巴馬則是希望？ ．歷史證明，保護主義與最低薪資政策可能加劇金融危機，但為什麼仍有許多國家堅持施行？ 理想的民主制度，是每一位選民都能仔細研究候選人的政見，為自己的利益，投下理智的一票。如此，社會就能取得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但我們常常覺得自己支持的政客表現不如人意，政府推行的政策也沒有效果。人民最大的疑問是：「我的一票究竟能決定什麼？」 ※一人一票得到的最佳答案？ 本書作者卡普蘭提出「反市場」、「排外」、「創造就業」、「悲觀」等四種偏見，解釋這些偏見如何影響政策。以2016年6月的英國脫歐公投為例，當BBC記者訪問民眾對於脫歐的看法時，民眾的回應出乎預料：「我投脫歐，但是我沒有想到真的會脫歐！」投票成為普羅大眾宣洩情緒的管道，當民眾普遍不贊同自由貿易，認為如果沒有貿易保護，外國人就會得到本國人應得的利益，甚至搶走自己的工作機會時，選民的某些投票行為，就只是為了教訓政治菁英，但在表達情緒之後，卻無法估計選舉結果所付出的代價。 ※民主的缺陷，就是人性的缺陷 畢竟，民眾喜歡聽政治人物的八卦與小故事，尤甚於研究政治與政策。政客的明星特質容易吸引普羅大眾的目光，抵抗敵人與成長救贖的故事激勵人心，短期見效的政見更是投選民所好。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82%的民眾都知道老布希的狗叫什麼名字，但不知道老布希與柯林頓都贊成死刑；而2000年，小布希的競選團隊，要求小布希不要與民眾談經濟，只談恐怖主義造成的恐懼與年少輕狂的救贖；2008年，歐巴馬則主打不畏艱難的改革形象與非裔身分。這些都是選民朗朗上口的故事，但都不是真正的政策。 ※選民真的「無知」嗎？投錯票的代價 傳統政治經濟學家認為，選民並不清楚自己的期望，因此他們會「無知」地胡亂投票，這種無知的隨機性，讓好壞決策互相抵消，此時，只需要有少部分的有識之士，為群眾投下「智慧」的一票，社會便能逐步邁向盡善盡美。本書推翻這個觀念，卡普蘭研究指出，大眾的投票行為容易受到政治智識與偏見影響，意味他們會有「意識」地投票，甚至在選擇上理由完整，選民的行為看似「理性」，卻導致我們無法預計選擇後的結果是好是壞，
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 1997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公共經濟學、公共選擇、心理學與經濟學、家庭經濟學等。曾在《美國經濟評論》、《經濟學雜誌》、《公共選擇》、《法律與經濟學雜誌》、《社會科學季刊》等學術期刊發表文章。《理性選民的神話》是他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於200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後，獲評選為《紐約時報》、《金融時報》政治類年度好書、獨立出版人圖書獎銀獎。
譯者簡介 陳鴻旻（前言、序章、第一、二章） 台灣大學經濟系畢業，元智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現專事翻譯。 潘勛（第三、八章、結語）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肄業。曾任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的撰述委員。 劉道捷（第四、六、七章）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曾任國內財經專業報紙國際新聞中心主任，現專事翻譯。曾獲中國時報、聯合報年度十大好書獎及其他獎項。 鄭佩嵐（第五章） 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畢業。譯有《面對風險社會》、《管理學》等書及各類型文章。
PREFACE/READING GUIDANCE
前言 為非理性選民開立藥方 本書的成功遠超出我的預期。不過真正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批評著也多半言之有理。我承認廣大讀者是我的目標，從一開始我就著眼於超越學科訓練與意識形態的界線，為具備常識的讀者找到共通的基礎，建基於之上。但我不太看好自己能成功推廣，畢竟，本書定位不是要爆學術爭論的冷門，而且它還質疑民主這世俗宗教的教條，敦促讀者離開教堂。 顯然已有為數眾多的傑出腦袋默默質疑這些教條。我多少料到《經濟學人》會坦言不相信選民理性，但尼可拉斯．紀思道在《紐約時報》指稱本書是「今年最棒的政治類圖書」，讓我很驚訝。多數書評沒有如此盛讚。只有少數媒體宣稱選民是理性的，或為我批判的「普遍的經濟學誤解」出聲相挺。有幾位喬治梅森大學的同僚批評我有「菁英主義」，雖說如此，我真正的失算是低估優秀批評的持平程度。 然而幾乎每個書評都提出異議，有些合乎我的論點，甚至蘊涵在其中。《經濟學人》的玩笑開得很對：「作者端出牛肉，可是不會當選。」我也能體會文中對「作者的診斷優於處方」的評論。可是措詞要改一下，病人不吃藥，不能怪到處方頭上。本書包含許多可行的改革，可惜礙於選民的不理性，不太可能付諸實行。 這並非表示無計可施，本書沒有要訴諸宿命論，不過如果要有進展的話，也可能姍姍來遲。民主制度留有餘裕，最後一章有解釋，如果要更合情理地推動政策，就用得到這份餘裕。 我相信維吉尼亞州的選民，不會想要我針對民眾的錯誤觀念寫書或講課，雖然原因還是個謎，但他們對我的作為還算通融。另一個普遍的批評，是說我忽視民主的象徵與／或正當權力。路易斯．曼南德在《紐約客》說： 敗選的陣營必須吞下結果，必須把多數的意願視為有正當性，唯一可望做到這件事的法子，是自覺有在過程當中發聲，即使實際上來說，不過是象徵性地出聲也沒關係。安定是民主政治的大利多，容忍愚蠢的意見相較之下是微小的代價（像是經濟學家的口吻）。 類似的不滿沒考慮到我在全書一再指出觀點：民主有分程度。我們沒必要在放棄民主以及無止盡容忍多數人青睞的愚蠢政策之間二選一。美國有超級多數、最高法院，及聯邦準備等獨立機構的規定，政體仍相當穩定。民主即便增加更多限制，也不見得有內亂之虞。 有些批評說我的方案自相矛盾，說我假定經濟學的共識可靠，怎麼會得出經濟學的共識否認的結論。克里斯多福．海耶斯指出： 這本書自打嘴巴。作者想要假定經濟學家的共識確有根據，可是經濟學家的共識是理性的選民，這無疑正是作者想要使人相信有錯的立場。 若我假定的是，經濟學家的共識不會出錯，這說法就萬無一失了。但實際上我的假定僅是比照其他專業人士，在證據不足時，推定經濟學家沒有犯錯，舉證的責任要由質疑專家共識的一方承擔。既然共識的一部分是假設理性的選民，唱反調的我，責任就是反駁這點，於是我寫下本書。 最嚴肅的批評也最奇怪。有些批評者，如《華爾街日報》的丹尼爾．卡斯，否認大眾的錯誤觀念能對政策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作者在本書絲毫未指證愚笨選民的偏見引發了差勁的公共政策。以自由貿易來說，作者指出支持自由貿易的聲音，在1977年降到谷底，只有18％的美國人支持取消關稅。三年後，雷根競選用自由貿易當作政見，進一步與加拿大簽署了歷史性的自由貿易協議，並為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奠定基礎。 卡斯在結論時說：「選民偏見在這幾年激起了若干愚蠢的全國爭議，不過很少成就愚蠢的國家政策。」 其實他是以民眾的聲音不會有人理會來為民主辯解。 本書明白表示，考慮到民意，民主政府的決策好的超乎你的預期，但這沒有民意無關緊要的意思。若選民的偏見對政策沒影響，保護主義措施一開始是怎麼出現的？經歷三十年的自由化後，保護主義怎麼還沒消失？最有力也最簡單的解釋是，為之背書的政客有拿到選票，後繼者怕拿不到選票，也不敢更弦易轍。 卡斯可能說對的地方是，這幾年選民偏見幾乎沒促成新的愚蠢政策（可惜有伊拉克戰爭這個大反例），可是有二個地方讓人誤導。首先，由於僵局讓現狀動彈不得，近年來幾乎什麼類型的新國家經濟政策都沒推出；其次，卡斯的焦點放在政策如何改變，而非存在什麼政策。評判民主成不成功，不該只看惡政是否受到節制，或長年積弊是否獲得矯正。 儘管媒體平心報導，我依舊很懷疑本書是否真的改變學界。象牙塔內，存在極大的心智慣性和從眾壓力。即使是同意選民非理性的教授們，有可能「自尋死路」嗎？畢竟重新來過的難度更高。 然後我還是很樂觀。行為經濟學氣勢正焰，做應用經濟學研究，難免多少會學到實證心理學。行為政治經濟學不至於遠遠落後。運氣好的話，經濟學家在研究與教學兩方面的信念衝突，會以嚴重的認知失調告終。一旦經濟學家承認選民跟自己的學生沒兩樣，下限只有更低，就會準備好動手解開政治與政策的謎團。 等到經濟學家覺悟這點，其他社會科學的學者，特別是政治學，可能會傳來讚聲。對「經濟學家的傲慢」所發的牢騷，往往沒點出問題，但想到多數經濟學家對實證政治科學的漠不關心，我得承認這項指控多少不無道理。經濟學家不關心民意，是非常糟糕的現象，舉例來說，如果不多少看一下人們怎麼想，以及要什麼的文獻，要如何建立公共及特殊利益衝突的模型？好在，政治科學的學者沒這麼小心眼，以我的經驗，經濟學家上門提問，他們會欣然釋疑。 多寫書是我對經濟學家同儕的另一項建議。一篇論文的篇幅僅僅足夠挑起一或二個普通觀點，除非你將一般常識視為理所當然，否則你的論文將會讓你顯得難以理解，好一點是令人混淆，差一點是不知所云。書的話，就有時間娓娓道來，而且一本內容普通的書，也很可能比任何一篇論文的讀者多。就我個人來說，可惜沒有更早就開始寫書，我計畫未來的職業生涯以出書為主。 我得說，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殷勤對待，也許讓我產生誤解。社長彼得．杜赫提（Peter Dougherty）在數年寫作期間一直鼓勵我；編輯提姆．蘇利文（Tim Sullivan）從交稿到發售一路專業引導、指點的電子郵件，總是即問即回；文編理查．伊索邁基（Richard Isomaki）不辭辛勞，一行一行校改本書；英語版書封設計師法蘭克．馬戶（Frank Mahood）的巧手，把一本談選民非理性的書，變成令人心動的架上商品。最後，充滿活力的公關潔西卡．佩利恩（Jessica Pellien），設法將不起眼的經濟學教授，推銷到全國各大媒體版面，我不曉得她怎麼辦到的，但衷心感謝。
CONTENT PREVIEW OF THE BOOK
系統誤差的現實 如今將自由貿易拒於美國門外的公民普選，以前肯定也會禁止多軸紡織機和動力織布機。──威廉．萊基，《自由與民主》 「集體奇蹟」顯示，即使全體選民無知消極，民主仍能良好地運作。民主賦予聰明與不怎麼聰明的人相等的發言權，但政策端視有識之士。研究一再指出選民欠缺知識不是重點。 不過有一種事實證據，能把「集體奇蹟」拉下馬。奇蹟的條件是選民沒有犯下系統誤差，這意謂著，我們不必糾結於選民的錯誤，不如把火力集中在關鍵且尚未探討的問題：選民的錯誤具有系統性的嗎？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質疑，就像索羅維基提出猜測牛的重量的案例，平均答案通常與正確答案相去不遠。不過認知心理學列出了一長串系統性錯誤的清單。這門研究應當能使人放開心胸，接受選民系統性犯錯的可能性。 可惜，心理學文獻本身範圍有所不及，一般認知與特定的政治決定兩者之間，連結太過鬆散。一個人也許整體判斷能力普通，但對特定事務的判斷過人。選民也許不懂統計，但察覺得出政策孰好孰壞。所以說，問題要更精準一點：對於切身的政治問題，選民的錯誤是系統性的嗎？ 我得說答案確實如此。本書提出扎實的實證，起碼證實經濟學的觀感，充斥嚴重的系統誤差。我強烈懷疑許多學科的情況雷同，至少在經濟學的範圍，爭端已經底定。一般人不懂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能調和私人貪念與公共利益，我稱之為「反市場偏見」（antimarket bias）；一般人低估與外國人互通有無的好處，我稱之為「排外偏見」（antiforeign bias）；捨生產而把就業與繁榮等而視之，我稱之為「創造就業偏見」（make-work bias）；最後，一般人太易於認為經濟狀況不好而且正在變壞，我稱之為「悲觀偏見」（pessimistic bias）。 經濟政策是現代國家的主要活動，這使得經濟觀感，成為密切與選民攸關的政治範疇。若選民把政策偏好，立基在對經濟模式的一場誤會之上，政府在民生的表現，很可能會乏善可陳。比方說，設想兩名候選人的攻防重點，圍繞在貿易保護主義的立場軟硬程度。由於選民對貿易保護政策的認知錯誤是隨機的，導致偏向自由貿易的選民，有時反而會把票投給保護主義，反之偏向保護主義的選民有時也會選錯邊。不過多虧「集體奇蹟」，儘管選民無知，勝選的政見仍會是社會最適。 這結論令講授國際經濟學的師資為之失望。上這麼多課告訴學生比較利益的好處，結果考完試，選錯的人還是很多。換到更現實的假設，選民系統性地高估保護主義的好處，情況又如何？很多期待自由貿易效益的人，會投給保護主義陣營，但只有一些期待貿易保護效益的人會投錯。政治的天平失去平衡，勝選的政見太偏袒貿易保護。若實施的貿易保護比承諾的少，中位數選民的福祉會提高。可是競選會讓政客淪於對選民言聽計從，而不是好好篩選。 一個又一個政策的背後可能擺脫不了類似的偏見。比方說，供需分析指出，價位高於市場價格，結果是賣不完以及過剩，但這阻止不了歐洲多數地方對勞動市場勤加管制，並釀成衰退程度的失業。最可信的解釋是，平庸的選民看不出人為的高工資與失業之間的關聯。我在讀經濟學之前也沒看出來。 理性無知：證據與宣稱的後果 雖然政治學家把大約三分之一的公眾，列為「一無所知的人」。但要找到完全沒有政治知識的人卻很難，比如說，幾乎每一個人都知道總統的姓名。獲取政治知識的誘因比表面上看來還複雜。幾乎每一個人都知道，或具有娛樂性的事實比較容易被大眾所接收，也比較容易被記起來。政治知識也有「額外」的好處：在非實用知識方面具備良好素養，對你的職業生涯展望仍然有幫助，而你的朋友或約會對象也可能會看不起對政治無知之至的人。 因此，古典公共選擇顯然太過強調理性無知，當然，還未到太過分的程度。根據任何絕對的標準來看，大眾的平均政治知識水準都很低落，不到40％的美國成人知道本州兩位參議員的名字，知道兩位參議員所屬政黨的人又更少一點，這點意義特別重大，因為政黨是經常在媒體露出的資訊。大部分民眾忘了—或從來沒有學會—所有公民課程中教過的基本知識，與不變的事實。大約有一半的人知道每一州有兩位參議員，卻只有四分之一民眾知道他們的任期多長。可以預見的是，即使是備受矚目的議題，民眾熟悉政客投票記錄和政策立場的比率接近零，記得跟政策無關的有趣主題的比率卻很高，就像德利．卡匹尼和史考特．吉特說的一樣： 1992年的總統大選中，89％的民眾知道副總統奎爾曾經在競選活動中，痛批電視連續劇《風雲女郎》女主角甘蒂絲柏根，卻只有19％的人，能夠說明前美國總統柯林頓的在環保議題上的立場⋯⋯86％的民眾知道前美國總統布希的狗叫米莉，卻只有15％的人知道兩位總統候選人都支持死刑。談到電視影集《民眾法院》（People’s Court）主角韋普納（Wapner）法官的人，比談到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柏格（Warren Burger）或芮恩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的人還多。 這點正是理性無知的邏輯引人懷疑的地方，在選擇要了解攸關政策明智的枯燥事實，還是了解無關緊要的花絮小事上，民眾多半會把時間放在後者。理性無知具有直覺與實證上的吸引力，保證會得到學術界的重視，但是要把理性無知變成古典公共選擇的基石，卻需要一個額外的賣點：就是顯然能夠解釋民主失靈的能力。想像有一位選民終身自閉在一個房間裡，完全跟小牢籠以外的大世界隔絕，他可以得到終身供應的飲食，卻沒有半扇窗戶，牢籠裡有單向通話的對講機，讓這位選民可以把他的偏好，告訴候選人，候選人卻不能跟他談話。每隔四年，這位選民可以表明他支持兩位候選人中的那一位，他知道自己可以決定勝利者，卻無從發現候選人過去的政績或未來的願景。 如果民主制度的就如同這個故事中的設定，應該會讓人深感震驚，因為兩位候選人都無法提高自己的勝算，牢籠裡的選民既看不到政客的行動，也聽不到政客的聲音，因此，勝利者可以隨心所欲，任意作為，完全不必擔心自己的決定會害他失去職位，這點不表示在位的人毫無憂慮，他可能輸掉下次選舉，因而下台一鞠躬，重點是如果他完全遵照這位選民在對講機中說的指示，或完全反其道而行，都同樣可能敗選下台。 如果有千百萬選民關在與世隔絕的牢籠裡，狀況幾乎不會改變，只要沒有人知道牢籠外發生了什麼事情，領袖就可以忽視大多數人表達出來的願望—即使多數人完全控制了選舉結果，情形仍然如此。如果選民不能觀察候選人的行為，就不能根據候選人的行為，決定自己該怎麼投票。如果選民投票時無從依據，候選人就沒有傾聽選民心聲的誘因。 選民並非住在與世隔絕的牢籠裡，卻仍然可能自行走在相當無知的大道上，如果是這樣，大家感受到的民主失靈似乎就很容易解釋，為什麼特殊利益團體能夠扭轉法案，把法案變成對多數人不利的立法？答案是選民的理性無知，因為很多選民不知道菸草農接受補貼，也不清楚本州國會議員的立場。為什麼政客可以無視於輿論？答案是選民的理性無知，因為很少選民注意政客對援外之類不受歡迎政策的立場，在下次選舉中記得政客立場的選民更少。為什麼基本工資之類沒有效率的政策廣受歡迎？答案是選民的理性無知，因為很少有人學到足夠的經濟學知識，能夠了解這種政策的缺點。
